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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常识性的规则放在政治上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这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权更迭来说没什么异议,但对其它国家比如美国是否如此,可能有不少人不敢认同。 继续阅读“从美国“打江山者坐江山”对比研究中国“习近平后””
【摊破浣溪沙】老树忆当年 冷水秋烟夕日残, 枯枝索忆雾波间。 敢问当年谁更茂? 洛神叹。 夏俯荷花心底热, 秋抛色叶玉笛寒。 有限激情无限恨, 已吹干。 — 润涛阎 201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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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常识性的规则放在政治上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这对中国有史以来的政权更迭来说没什么异议,但对其它国家比如美国是否如此,可能有不少人不敢认同。 继续阅读“从美国“打江山者坐江山”对比研究中国“习近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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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人有没有一双慧眼,其对人与对事物的判断能力是最基本要素,然后才是决断能力。有“看人”的智慧,通常情况下只需要“一瞥”,也就是几秒钟,便可知道此人属于哪一类人。然后需要谈话,三句话差不多就可得知对方的三观。对于缺乏一双慧眼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这是为何绝大多数人在谈了恋爱很久才结婚,而结婚几年后搓手顿足,自叹:“我怎么当初就看上了他/她?”等实在忍受不了了而离婚,再婚后没过多久便又痛苦不堪,甚至觉得还不如原配。是对方变了吗?变化肯定有,但绝没那么大。关键还是缺乏一双慧眼,只能以对方的硬性条件作为主要因素判断对方是否跟自己匹配。事实上,别说硬性条件(比如挣多少钱、什么社会地位)随时都在变化,就是在毛泽东时代都是天天愁吃愁穿经济条件住房条件变化很小的情况下,结婚后失望甚至追悔莫及的照样是多数。除了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等硬性条件外,出生地(比如上海人与外地人、城里人与农村人)也被看作为一项先入为主的因素。我在北京时常常听到有人讲上海人如何如何小气会算计,而事实上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大方的女性就是一位上海女人。她的精彩斑斓的人生比影视作品更惊奇甚至更令人难以置信,只是没问过她,我不能写出来。我在国内读研究生时的二师兄就是党员、河南人。但我们见面的当天我立刻判定此人是正直可交之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第一时间的判断。
正文
我们导师招收了我们三人,大师兄的故事和人品我有专门的文章介绍,在此不赘述。以前没提到过二师兄,网友可能以为二师兄不值得写。事实上,二师兄是高智商高情商的才子。
二师兄不仅是党员,还是我们研究生院学生党支部书记。他有一点和大师兄一样,就是言语不多。我们哥仨合得来,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能做到真诚相待,绝不是靠一个人能办得到的,三人都是诚心诚意才有可能。第一天见面我虽然不知道二师兄是党员,但清楚他介绍他是河南人。在北京,有很多人对河南人有偏见。而事实上,别说一个省,就是一个几百人的村,什么样的人都有。从最善良到最残暴,从最大方到最小气,你绝对能找到整个系列。所以,一听说是哪里出生的人就给带上标签,是产生误判的常见因素。
我们三年共同学习共同搞研究论文的故事倒是很普通,今天介绍的是从研究生毕业时和以后的故事。
本来所有的研究生都可以留在北京,但院部和各个研究所都为分房子打得面红耳赤,我们所决定:凡是有老婆孩子的,都不留。当我从外地出差回来得知大师兄和二师兄都要离开北京回到他们原来的省,我连跑带颠到导师家里。导师和师母刚吃完午饭,师母开门后问我出了什么事如此慌张,我说糟了!大师兄二师兄都不能留下来了,恩师白培养了!
导师说他知道了,所里开会了,不论是谁的研究生,凡是有老婆孩子的统统不留。有一个老科学家不干,大闹了一场,把他的弟子给留下来了。恩师的意思是他不想跟所长闹僵。我说:“您找何副院长,他说话算数。必须把他俩留下来。都是难得的人才,以后不好找到的。”
导师说:“小阎啊,就是你走我也不拦,因为你们仨都会很快出国,我留下也白留的。”我说,您说的没错,但留学回来后就有差别。往远处想还是值得的。
师母跟我说:“小阎啊,我告诉你,你这是要自作自受啊。你二师兄要是留下来,他可是党员,一旦有出国名额,组织上一定先安排他去。假如明天出国大门关上了,那他留下来对你也是竞争。有机会升职,有党员在,就轮不到你。你别干傻事!善良也要看对自己是否有利。”
我说:“这些我懂。但人的命运是天注定的,只做善事莫问前程。就算很快就有出国名额,让他拿到了,我也就是晚出国几年而已。何况我还能陪恩师一段时间,也未必是坏事。”
导师说:“我去找何院长,把他俩都留下来。”师母笑着对我说:“有你后悔的那一天,不信就等着瞧!”
我陪着导师下楼,然后就回他家跟师母聊天等他的消息。消息是:所长跟副院长说,不能不给你俩面子,但只能留一个。留大师兄,还是二师兄,由导师说了算。按理说,导师更喜欢大师兄的天真和只顾业务的个性,然而,研究室里有个老太太特多事,跟我导师强烈建议留下二师兄。我不知道到底为何她那么恨我大师兄。这样,导师就留下了二师兄。
一个月后,我去导师家吃晚饭,师母问我知不知道消息—二师兄去美国留学的事定下来了。我说知道了。师母指着我说:“我说啥来着?这就叫自作自受!自己挖坑自己跳!”
然而,我又有了两年机会跟着导师搞研究,完成了一项课题,也跟着导师走南闯北,一起去北边的内蒙南边的云南东边的青岛烟台西边的四川。很多时候是我们单独行动,一次我去湖北湖南,他去河南,他突然间死在了讲台上。我跑到河南,给他穿上了寿衣。我又坚持了一年我的课题,在我研究生毕业后三年,我辛辛苦苦,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导师去世后赶上了国家要颁发科学奖。所科研处要我把我和导师、副导师(这是我对老人的尊称,一开始是他带我做试验)一起搞的研究课题报奖。我对此并不热衷,倒是科研处处长几次找我,派人帮我整理材料,争取按时报上去。导师是项目主持人,是第一名,副导师要把我放在第二名,我绝对不答应,我出国前还没办理完上报,但我告诉处长我是第三名这个排序不能依着我副导师的意思。事实证明处长坚持了这个排序。我得知我们获得了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那时我已经在美国读博了。同学来信告诉我,我是第一届国家级奖里最年轻的。我不知道详情,查了一下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我也没拿这事当回事。上报了,等于完成了导师的任务。导师在九泉之下高兴就好了。要是当初没听我的劝告去找副院长把师兄留下来,那他的课题就很难完成了。我的论文是上报成果内容的核心。
我来到美国后,二师兄听说我到了,便说一家子开车从科罗拉多东下,要亲自看我。我说电话聊天就好了,他说有事需要当面跟我讲。我知道,二师兄走后,师嫂和他儿子办理赴美的手续都是我帮他们搞的,帮他们在北京找住处,我就以为二师兄要开车数千里见我是感谢这事。后来才知道,我要告诉我的是:我们当年的一同学老乡对我嫉妒而恩将仇报,到研究生院领导那里诬陷我,打黑报告。二师兄是党员,而且是党支部书记,研究生院的领导不如他了解同学,而且二师兄是和我一个导师,对我了解,他的话分量最重。他告诉研究生院党组织,这口说无凭的黑报告不可信。组织就把这事给压下了,只有领导们和我二师兄知道。当然,我导师和师母也知道。
有人会问:有没有可能二师兄会讨好我而捏造事实?答案是否定的。二师兄是一个真诚的人,他也没道理给那个跟他无冤无仇的同学栽赃。想起往事,研究生院的人事处处长曾经在我离开研究生院后我帮她修煤气炉时她告诉我说我那老乡有神经病。我当时没接话茬。我到所里后,说我是书呆子的人事处处长曾经跟我说过我那老乡道德有问题,我也没接话茬。我知道那是个嫉妒我到极端的人,但没想到他会凭空诬陷我。
我跟二师兄这件事表明:早在我帮助二师兄留在北京之前,人家就帮过我大忙而从没告诉过我(他担心我会杀了那人);如果我没帮助他或者没看准他是正直的人,而是以他是河南人或“同行是冤家”的理论而待他,那我不仅冤枉了好人,还无法得知他曾经是我的恩人呢。这就是善有善报。
为了告诉我这件事,他长途跋涉,是有道理的。他做事非常认真,总是做得万无一失。他先跟我谈我对我老乡的看法,然后再告诉我实情。
我们所的人事处处长说我是书呆子,也许跟我老乡这件事有关。她丈夫从前是跟我那老乡在一个研究室,对他更了解。当她跟我谈论我老乡时我立刻转移话题,她便认为我不了解人。其实,用不着我去说我那老乡的为人,她丈夫比我知道得清楚。我何必干整人的事?再说了,我历来认同处罚坏人不是我的职责,那是老天爷的活儿,我不想越殂代疱。万一冤枉了谁,那就追悔莫及了。
二师兄告诉我这件事的确是不容易的。他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未暗示过。我相信是我师嫂要他告诉我这事,不是为了让我感激他,而是担心我会帮忙把我老乡搞到身边。他先问我我老乡给我写过信想来美国没有,我说是的,写过两封信。我得了国家级二等奖最早的消息就是他给我的信告诉我的,说非常佩服我。显然是跟我拉关系。二师兄吓坏了,才告诉我要远离他,说这人太可怕了。
那有人会问:你润涛阎就不认同“同行是冤家”的千年古训?这些跟什么“河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农村人如何如何”一样,都是不靠谱的。最靠谱的是:一个人一个样。我老乡跟我不是一个专业,更别说一个导师了,照样改不了他毁人不倦的本性。我大师兄二师兄都是我的挚友。关键是要有识人的智慧,也要有不害人的做人底线。
我导师到过我家,他想看看我爸妈。我说那是农村,他不在乎。我和我下届的师弟二人带着多病的老先生去了我家农村看望了我爸爸妈妈。师徒如父子,我恩师和我就是这等关系。我们还是聊友,一出差,俩人就坐在车厢谈个天昏地暗,话题无所不包。我们不仅仅是师生,而且是知己。我在美国也有无话不谈的恩师,他是霍普金斯医学院副院长。我离开霍普金斯后,每年他都给我买好机票去他那里聊天,每次他都安排实验室的老同事一起吃饭聊天(所以这事有证人)。三年后我提出就在电邮里聊就好了。毕竟他不让我自己买机票,我就不好意思。这就是人生的美好。两位恩师聊友都去世了,但在我心中他们依然活着。我跟国内的恩师一起获得了第一届国家级奖,我跟美国的恩师一起搞明白了膜蛋白转移底物分子的机制(发表在《细胞》《美国科学院院报》等杂志上)。我的工作没辜负恩师们的期望。我对名利看得很淡,想到没辜负恩师的栽培便兴高采烈。人生就是一瞬。我老乡如果有不顺的事,绝对与我无关。现在大家都进入退休年龄了,否则我这文章都不会写出来,以免给老乡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我今天写的东西组织上比我知道的早也更清楚,在国内是组织决定个人的利益得失)。
一个人如果缺乏正直,不论智商多高,都无法准确判断历史人物,无法准确判断和预测未来,因为你对真理视而不见。
一个人如果缺乏正直,哪怕才高八斗,都无法享受人间的美好,因为你的恩人被你冤枉,你仅仅是害怕被对方陷害而先下手为强,而事实上对方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一个人有了正直,就算眼前的机会丧失了,以后会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叹。反过来,薄情寡义甚至恩将仇报之人即使能得势,最后还是还的。看淡名利,至少能心安理得,何况名誉地位金钱利益都是身外之物,毕竟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是非常少的。滚滚长江水,只饮一瓢就够了,要比把水引到院里一片汪洋省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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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吊瓶、剖腹产、打鸡血、转基因
作者:阎润涛
—转基因系列之三 2014-2-4 02:05
前文谈到,在美国不论是新医药上市还是新转基因产品上市,都需要政府部门严格审查,以保证不会发生巨大灾难,然而,在中国,转基因的威胁可能大到种族灭绝的地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与转基因本身无关,而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文化与种族特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抗生素是专门杀死细菌的,而对真菌与病毒毫无杀伤力。凡是真菌与病毒侵染引发的疫病,与抗生素没有一毛钱关系。这就好比吃避孕药是为了避孕的,不是为了治胃病的。
然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孩子明明是感冒病毒引起的发烧,大人一定要让孩子吃抗生素。抗生素的滥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以至于很多人呼吁政府立法,对抗生素滥用者给予管束甚至制裁。打吊瓶更是泛滥成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挂8瓶!
到了美国,很多华人照样千方百计滥用抗生素。美国医生检查结果孩子得的是病毒引起的感冒,就不给孩子开抗生素药,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习惯了滥用抗生素的大陆中国人,对医生百般哀求,甚至不依不饶,实在不行了就从中国快件邮购,或者从国内带回美国大量抗生素给孩子滥用。
再说剖腹产的滥用极其后果。
据美国的调查发现,催产素对男孩自闭症增加35%。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大样本(超过1万多份)对儿童多动症的调查发现,80%的多动症患者来自于剖腹产。
美国剖腹产的比例也在增加,但跟中国比,显然是天渊之别。中国全国剖腹产比率是46.5%,这包括农村很多都没钱去医院生孩子的数据。如果按照城市妇产医院的统计,多数都超过60%,上海超过了80%。
剖腹产为何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
作为动物神经发育学家,润涛阎有必要给文科生简单科普一下为何剖腹产会对胎儿的大脑发育有影响。
剖腹产属于手术,需要给产妇打麻醉剂,至少是局部麻醉,甚至需要全身麻醉。麻醉剂立刻通过血管进入胎儿的大脑。麻醉剂直接作用于大脑神经细胞,对于成年人来说,麻醉剂就能让一大部分大脑细胞临时失去功能,失去知觉的程度等于休克。等到肝脏把麻醉剂代谢掉,这些大脑神经细胞才能恢复功能。然而,胎儿一旦从母体出来,残存在胎儿大脑中的麻醉剂就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自己还没发育好的肝脏消灭掉。人的大脑非常复杂,目前连哪些神经细胞干什么都还不知道,连各个细胞层里的细胞标记都还没找清楚。所以,在胎儿出生时,麻醉剂能影响哪些神经细胞的发育,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也不清楚在此期间大脑正在分化哪些细胞。我们只知道,从神经干细胞分化到各种神经细胞发育成熟的过程中,生物信号起着关键作用。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麻醉剂这种人造分子是没有遇到过的,这样的分子给分化中的细胞什么信号,我们目前还无法得知。
别以为麻醉剂对大人的神经细胞的影响是暂时的、没有破坏性的,就以为对胎儿的大脑影响也是暂时的、无破坏性的。举个例子:当你用一块石头抛向一建筑物,可能只有一块砖受伤,修起来很容易。但如果在该建筑物还在建设当中,一块石头抛过去,很可能把一根柱子砸歪,刚好这些建筑师没碰到过这样的例子,便以为是天然的信号,就歪着垒上去了,大楼盖好后,电梯安不上,导致运输受阻。这个道理很简单,不需要赘述。所以,既然统计学发现80%的多动症患者来自于剖腹产,表明麻醉剂对胎儿大脑发育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理论上也会对其它正在发育着的大脑细胞产生影响。很多孩子有不正常的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大脑指挥的,比如,语言能力、计算能力、感觉能力、自控力,等等,都可能受到影响。
当然有人会问:为何还有20%的多动症患者是从产道自然生出来的孩子?这些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清楚,美国很多孕妇喝酒。我就看到过多次,孕妇在餐馆里一边吃饭一边喝酒。酒精对神经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它可以直接穿越神经细胞膜,如入无人之境。对成年人来说,酒精可以让神经细胞失去功能,严重时可以导致大脑神经细胞死掉。胎儿的大脑神经细胞要比成年人脆弱多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细胞膜还很薄,在发育时期对信号更敏感。二是胎儿的肝脏还没有功能,进入大脑神经细胞后的酒精需要送回到母体才能被消化掉。还有吸烟,尼古丁对胎儿大脑神经细胞的伤害远远超过对母体大脑神经细胞的伤害。此外,还有农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等人工合成的化合物也能通过母体进入胎儿的大脑神经细胞,甚至空气污染也说不定有影响。这些因素加上遗传因素,造成了另外20%的多动症。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剖腹产的麻醉剂在母体内很容易被肝脏代谢掉,而胎儿大脑神经细胞中的麻醉剂很长时间内都在里边继续影响大脑神经细胞的发育,因为胎儿与母体离开后,代谢掉这些毒物需要肝脏,而胎儿生下来时的肝脏远远没有发育好,虽然有一些功能了。所以,新生儿只能吃没有毒素的奶,不论是母奶还是配方奶粉,里边的营养成分在婴儿消化过程中不会产生对神经发育有害的毒素。无人知道,干扰胎儿的大脑细胞分化所需要的麻醉剂的浓度是成年人大脑神经细胞达到麻醉所需要的浓度的千分之一还是百万分之一甚至亿万分之一。所以,哪怕测不到的含量足以对胎儿的大脑神经细胞发育产生影响,也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这就解释了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统计研究结果。
那为何那么多中国人滥用抗生素、吊瓶、剖腹产?
这些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虽然欧美的剖腹产比率也在上升,但跟中国的城市人来说,中国还是遥遥领先。
润涛阎不是医生,也不在妇产科领域里搞研究,为何中国女人不想让自己的心肝宝贝从产道自然生产出来,本人不是很清楚。知道几个例子,也许有点代表性。
一个例子是:一位哥们找我,让我想办法劝说他老婆。我以为是他俩打架呢。原来是他老婆想提前剖腹产把孩子弄出来,他说按预产期算,早18天让孩子出来。我当时还是光棍,从来就没想过怎么生孩子的事,听他一说,我愣住了。“跟我开什么玩笑?孩子还没到该出来的时候,愣用刀子拉开肚皮,把孩子给拽出来?那得多么残忍的母亲才能干得出来啊?”
“不是残忍不残忍的事,是我不同意剖腹产。就算是到了该生孩子的那天,我也不认同剖腹产。”
“你是怎么知道她生孩子时需要剖腹产的?剖腹产是救命时才用的。如果不剖腹产,孩子就得死,甚至母体也会死掉,这样的时候才用剖腹产。我从记事到我离开,我们村只有一个女人在生孩子时遇到了难产,赶紧到医院做了剖腹产。还有一个是产后出血,赤脚医生建议去医院。这不是剖腹产。所以,剖腹产的比率远远低于百分之一。再说一遍:在没有能做剖腹产手术的农村,难产的比率低于百分之一!”
“你太孤陋寡闻了!现在很多都是剖腹产,与难产无关。我老婆选择剖腹产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她抱怨我长得不怎么样,B超这个孩子是女孩,她怕长得不像她而像我,就提前剖腹产。另一个原因是:她怕疼。孩子从产道出来要比剖腹产疼。”
“我没听明白!剖腹产出来的孩子比产道出来的孩子漂亮?扯蛋!”
“这是我那丈母娘告诉她的。要在邓颖超生日那天出生,即使孩子长得跟邓颖超一样丑,也能嫁个周总理那样的美男子,或者有周总理的本事也行。我说不服她们娘俩啊。帮帮我的忙吧。”
“你告诉她们,就说你找了严新大师了,大师说跟邓颖超同一天生日的人海着去了,天底下有几个周总理?”
“这话我跟她们讲过了,没用。”
“那我有一计:告诉她们俩,据周总理的护士讲,周总理是生理阳痿,嫁给这样的人等于断子绝孙!”
“你得告诉我如何让他们信我认识周总理的护士啊。”
“就说我认识那个护士。如果她们不信,我去你家。我跟她们讲。”
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没问。反正没提前剖腹产。大约两周后,他跟我说他胜利了。说那天在产房,他老婆还没用力呢,就说不行,太疼。丈母娘就说要大夫剖腹产。他火了,跟医生说,如果没有我同意,你给她做了剖腹产,我就杀了你全家!他把大夫给吓住了。丈母娘不干了,说这是她女儿生孩子,她有权做主。他急了,便跟丈母娘打起来了。在医院里他跟丈母娘大喊:滚!丈母娘哪吃这个?啪就一嘴巴删过去了。他当即抱起丈母娘放在肩膀上扛着就往外走,丈母娘把他脸给抓的血肉模糊。可他就是在医院外面挡住丈母娘。护士跟他老婆说,你看都打成这样了,你就争口气,用力把孩子生出来算了。她果真把气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孩子就这样生出来了。后来,丈母娘要她离婚,她不干。孩子不仅在她眼里漂亮出奇,还特别健康。她认为丈夫的做法是对的,孩子健康比什么都强。为了孩子,当母亲的吃苦,疼一点又有何大不了的?从此,她就不当家了,什么事都让丈夫做主。我觉得这个故事太离谱了,可他告诉我,他一朋友,提前20天剖腹产把孩子掏出来,就是为了让孩子早上学!要是按照预产期生出来,就得晚上一年学。
这都什么理由啊?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打鸡血的往事。
凡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打鸡血”的十年疯狂。
记忆中报纸上宣传一位上海复旦毕业的叫“俞常世”的搞了个注射鸡血到人的肌肉来治病的报道。那是文革还没开始的时候。因为打鸡血可以治疗半身不遂等很多疾病,农民又没有钱去医院看病,看了病也没有钱买药,打鸡血就省钱了,自己养鸡,不用花钱。赤脚医生挣工分,打鸡血也是免费的。打鸡血还可以治感冒,所以,几乎家家都有病人需要打鸡血。赤脚医生很忙。
我们家没有人相信打鸡血能治病,大人也没有跟孩子们谈论这样的话题。一天,我问弟弟,看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事的。他也上小学了,也知道打鸡血的事。他说:“打鸡血是不可能有用的。鸡的身上只有鸡血,没有别的血,可鸡的寿命就几年,跟人比短多了。浑身都是鸡血,寿命都那么短,把鸡血打入人身上,要是有效,人的寿命就跟鸡一样了。反过来给鸡打人血应该有用。”我便问他:“有人说打鸡血有用!你怎么解释?”他说:“没用还好,真的有用就麻烦了。鸡,一碰上鸡瘟,一堆堆的全部死掉。要是鸡血到了人身上有效了,那一旦传播鸡瘟,人也得死。”
有一阵子下了文件,据说是冯玉祥的老婆卫生部部长下令禁止打鸡血。人们停下来了一阵子。文革开始后,有康生的文件是给打鸡血平反的,打鸡血就又如火如荼了。这次,农村人基本上不打了,因为没发现有治好病的例子,倒是有打坏了身体的,甚至休克后又救活了的例子。有一天,我跟表弟孬子去县城,看到排长龙打鸡血的。他们都是城里人,都是干部模样。我知道我舅舅是绝不会跟风打鸡血的,他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人。别说他了,就他那儿子都不会认同打鸡血能治病的。我便问孬子:“为何这城里人也打鸡血?可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相信打鸡血能治病。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孬子严肃地看着我,然后斩钉截铁地答复道:“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脑子!”
孬子的话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比我小三岁,就明白这么深的道理。我也有过如此的闪念,但没说出来过。
想想文革时的红卫兵,真是傻逼到家了。两派都是打着保卫毛主席的旗号互相拼命,可毛主席用得着你傻小子们保卫吗?
那时候不论到廊坊还是到天津北京,各大医院甚至区医院都有为居民打鸡血的服务站。人人抱着个大公鸡,用注射器抽鸡的血,打入人的肌肉里。这荒唐的跟风竟然到康生死后才停止,差不多满神州十年,糟蹋了多少无辜的鸡,也糟蹋了数以亿计的名义上的人(其实是毫无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
接下来说转基因的危险。
本来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病人的,可全民滥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孩子一发烧,大人就让医生开抗生素。嘴里还振振有辞:人家的孩子发烧就吃抗生素,为何我的孩子发烧不可吃抗生素?挂吊瓶子也一样。跟人家比。人家一到医院就给挂上吊瓶,凭什么我来医院就不给吊瓶?
本来剖腹产是救命的,考虑到不剖腹产孩子甚至产妇都得死,哪怕剖腹产的麻醉剂对孩子有危害,相比,总比死了强。可60%的城里人甚至80%的上海人滥用剖腹产,道理何在?就因为怕疼?孩子一辈子的痛苦就不值得你一次的疼痛?
比如人工呼吸,那是救命的。虽然嘴对嘴吹气,有口腔病传染甚至呼吸道疾病传染的可能,可与救命相比,这传染病就可以不计较了。但如果不论谁见了谁都来个嘴对嘴人工呼吸,如此滥用,传染病的大爆发还能不发生?同理,剖腹产是救命的,不是生孩子的方式。
然而,中国人的“不黑既白”的思维加上人云亦云、互相攀比、跟风成性、怕疼等特性,加上“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人人怕死,便有抗生素滥用、打鸡血、剖腹产滥用的社会现象。
在美国,任何一种新的药品上市前都要由FDA组织的严格的双盲试验鉴定,任何新的转基因都要通过比药品还要严格的包括FDA在内的三个机构批准才是上市。这事是决不能含糊的。而在中国,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没问题,便误以为所有的转基因都一样,就不会对新的转基因严格审查。人们就得到了共识:转基因是安全的!
有一天,某个新的转基因可能导致不孕或者不育症,那就是种族灭绝的后果。到那时,全国人民不会认为是具体哪个转基因有问题,为何这样的转基因也通过了审查,而是彻底否定转基因这个技术。
每想到打鸡血的往事,我都为中华民族感到悲哀。打从上一年级就听老师讲,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有智慧的民族。可红卫兵毛奴的表现、全民打鸡血十年的疯狂,联想到孬子表弟一句“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脑子”,由百分之九十九没脑子的人组成的民族,怎么是有智慧的民族?
我有时也对能产生崇拜希特勒的德国民族感到悲哀。那是一个死心眼也要按照科学原则行事的民族,与没有科学素养的中华民族刚好是另一个极端。往往两个极端的事件会走到一起,这叫殊路同归。果不其然,德国的剖腹产率也是在西方国家里最高的,现在已经到了30%。
中国的下一代人更容易因为怕疼而采取剖腹产,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碰到生孩子时的疼痛,便以为是难产,就会要求医生做剖腹产。甚至发展到怕疼而需要全身麻醉的地步。医院也不会跟钱有仇,剖腹产手术费能得,何乐而不为?可苦了婴儿了。全麻的情况下,胎儿大脑在休克的情况下来到人间,大脑神经的发育受到影响,导致多动症甚至其它更严重的大脑神经发育疾病,受苦很久甚至一辈子。同理,如果碰上一个有毒的转基因作物被批准,后果恐怕比其它任何滥用药物与手术都严重得多。
即使那样的事发生在中国,也别怪罪转基因本身,要怪罪具体审查该基因的政府机构。如同前边说过的,需要救死扶伤的时候给人做人工呼吸是正当的,但你如果滥用,给火车站里等车在大厅里睡觉的女孩来个人工呼吸,判你个流氓罪是应该的。除非医生诊断你肚子里的孩子胎位不对,或者脐绕脖子等必须手术,否则,为了孩子的一生,你就忍痛把孩子生出来。人类几千万年了,都是从产道生出来的。为何到了你这一代,就剖腹产?任何人工化合物,包括治病的药物、转基因,都要一个个经过严格把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剖腹产时全麻醉打的麻药进入胎儿体内的浓度可高达母体麻药浓度的70%。硬膜外麻醉也不是百分之百不进入血液循环而进入胎儿体内。麻醉剂掌握不好剂量可以让成年人手术后活不过来,大将罗瑞卿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胎儿大脑发育受到影响有何不合理?
滥用抗生素的后果是:一旦有抗多种抗生素的细菌突变出来,人类就大难临头了。说是经济问题的,则是外行。
那么,为何女人在分娩时会如此疼痛呢?在此,润涛阎提出合理的假说:母体在分娩时的巨大疼痛是必须的,这么长时间的疼痛会激活一个信号系统。该信号分子通过血液到胎儿的大脑,是胎儿以后大脑正常发育所需要的。理由是:在哺乳动物进化的千万年中,如果疼痛毫无正面价值,那就会通过组织构造的改变早解决了过分疼痛的难题。
我猜测,20年内就会分离出该信号分子。到那时回顾往事,才会发现:不是进化机制如此荒唐让母体分娩时遭受如此大的毫无价值的疼痛,荒唐的是今天的麻醉剂无痛分娩与剖腹产(影响了胎儿大脑的正常发育)。
那些总认为进化机制不聪明的人,最终会证明是自己的无知。越是有知识的人,越会对大自然产生敬畏,越不会随便改变它。
在打鸡血的年代,如果谁说出打鸡血是错误的,就跟今天有人说出剖腹产滥用是错误的一样,会遭到众人的唾骂。
(后记:本人不是研究多动症的,也不是研究自闭症的,更不是研究麻醉剂的,没有研究过剖腹产与大脑发育不正常的关系,更没有某个转基因导致人类不育症的资料。只是亲眼见过打鸡血而当场休克的。文科生需要明白,“多动症患者的80%来自于剖腹产”,并不是说80%的剖腹产孩子有多动症。这是两码事。大脑的发育非常复杂,影响因素也很难确定。只是从理论上推理,剖腹产一旦影响多动症患者比率,就应该对在同时分化的大脑其它神经细胞也产生影响,但还没有具体研究证明到底剖腹产对孩子大脑哪些部位有影响、导致哪些症状。自闭症患者到底与剖腹产有没有关系,目前没有人清楚。理论归理论,理论推导的只能算假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不是80%的上海产妇需要剖腹产,而不需要剖腹产的剖腹产一定比自然生出来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不良影响,我们不知道的只是影响哪些特性、影响到什么程度。剖腹产大幅度提高多动症患者本身就说明了剖腹产对孩子大脑的发育有严重的影响。因为分化中的神经细胞特别脆弱,是受信号指挥走向哪个途径的。人的行为是由大脑支配的,孩子的大脑发育不正常其行为也就不正常。有多动症,也就有另一极端:懒惰。多动症的孩子令你烦,可要是懒惰的孩子就知道吃、睡、玩,你更烦。
人的大脑要等进入成年才发育完全。所以,孩子生下来后很多年大脑还在发育着。刚生下来的时候大脑发育还处在旺盛期,包括眼睛还不能看清楚,记忆力、思维能力为零。所以,从怀孕开始,就要戒烟戒酒,吃药也要听医生的劝告。能不剖腹产就不剖腹产,丈母娘不听医生的话坚持剖腹产,就把丈母娘扛到医院外面去。生下来后也要百般呵护,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未来。对于转基因产品,原则是这样的: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凡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未经他国验证的转基因产品,千万别吃。经过多国鉴定的,已经有人当了小白鼠了,可以吃。中国政府鉴定专家的话你千万别信,那些专家,亩产万斤粮的话都说得出来而且信誓旦旦。只要给他们钱或名誉,鬼都不信的话他们也说得出来让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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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国真的在走向衰败?
刚到美国不久,一位南韩来的同学在课余间跟我聊天,几句话便谈论起了他的担忧。听他讲,美国这下可真完了,不可救药了。 继续阅读“五十年后的美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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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人口变迁
首先说人口。
从现在算起,六十年后美国的人口大约在4.5亿至5亿之间,除非发生大幅度放开移民或在美国本土发生战争而导致人口锐减,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 继续阅读“五十年后的美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