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选举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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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润涛阎         2004年01月03日

中国民主之路探讨二:民主选举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聪明人”惊天动地的愚昧

鲁迅有一篇专门描述中国的“傻子”、“奴才”、与“聪明人”的文章。这“聪明人”指的常常是有学问的并知道何为利害关系的有识之士。我在上篇《奴性文化的进化过程》一文中谈到统治者是通过奴役人民的“统一教材”并由读书人来完成对人民的奴化的。

也就是说,越是读过书的人越是先被奴化,其理性与思维方式离天然人性更远。这种扭曲了人性的读书人恰恰是专制机器运作的零件。而没有读过书的人还保留着某种程度的未被奴化的天然人性与思维方式。所以在看待几千年奴性文化方面鲁迅比胡适要透彻得多。他看到了“人生识字糊涂始”,也就是越是读过书的人越是先被奴化,也就糊涂起来了。被奴化后,自以为变成了“聪明人”实际上是远离理性,也就是成了惊天动地的愚昧者—专制制度的御用文人。让我们看看古往今来的“聪明人”是何等愚昧。限於篇幅,举“聪明透顶”的苏东波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皇帝,而是他的好友聪明人苏东波。不圣明的皇帝以为王安石变法只不过是只改体制不改制度的改革举措。唯有聪明的苏东波担心的是“变道”。因为聪明人奉行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专制制度绝对不能变。在古人嘴里这专制制度就成了与天相连的道,翻成现在的话就是“永远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代表人民”。当皇帝真的怀疑王的变法会影响专制制度时,王安石被贬也就天经地义了。至於王安石本人的意图,那只有“天”晓得了在此不缀。每当大大小小的动乱出来,一些“聪明人”必然会出来指责“变天者”是“惊天动地的愚昧”,因为在这些被奴化的“聪明人”眼中改变制度是违天理的举措必将遭到天株地灭的惩罚。这是中国专制社会走了两千多年的原因。因为一旦有“投石问路”或“摸石头过河”者,“聪明人”就会立刻跳出来大呼“天不变道亦不变”,新的制度将无法诞生。

“聪明人”芦笛先生曾有《疗愚》系列。在他的《勇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一文中没有办法仿古提“天道”而只好打出胡适这主张民主制度的旗手。他说胡适当年为国民党“专制政权”辩护是为“专制制度”辩护。我在《再帮芦笛疗愚》和《三帮芦笛疗愚》文中反驳后他又多次提反复提,表明他并非不懂其中道理,而是故意指鹿为马。真心为专制制度辩护的不是主张民主的胡适,而是读古书读奴化教材的“聪明人”芦笛。而事实上,他这“聪明人”比当年的苏东波等其愚昧要惊天动地的多。

因为今天的中共已经与时俱进,正在考虑民主的途径。因为不是不想专制也,而是难维持也。中共自从收回香港、加入世贸、办奥运就已经开始了在事实上告别专制的步履。在这时提出《勇作“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只能得到中共体制内保守毛共左派们的赞赏,而与时俱进的改革派决不会认同。芦笛有不少文章是抨击毛共专制制度的,也就是说他本人知道专制制度是扼杀人性的。为专制制度辩护就需要承受道德的谴责,这才是“勇”字的内涵。几千年来,这种“聪明人”比比皆是。

2。民主选举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中国实现民主的过程就是反奴化的过程。也就是回归天然的过程。而因为读书的“聪明人”接受奴化教育的程度远比农民离天然人性更远,民主制度就首先从农民开始才符合理性。这是中国特有的几千年完善的奴性文化决定了中国民主的途径与西方截然不同。事实上,邓小平看到了这一点,改革才从农村开始。因为农民从吃不饱饭的公社走回到耕种自己的田地是回归天然过程,而农民对于“主义”、“理论”姓资姓社并无什么感知。洗脑的程度比城里人轻得多。设想,如果当年先从城市搞改革,被奴化的“聪明人”们将给出极大的阻扰。64风潮就是城市改革开始引发而成。那还是在农村改革成功后的情况。同理,民主选举只能从离天然性较近的知识少的族群–农村开始,然后逐步向城市推广。尽管如此,一旦推广到城市,风波还会出现甚至会引发动乱。那么如何让被奴化了的难以救要的城里人回归天然人性?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写中小学教材。因为城市实现并完善民主制度是下一代人的事了。

在日本呆过的人都知道,日本人是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也不清楚日本奸淫中国人的历史。就是因为日本政府规定的中小学教材对这些事实的不提或歪曲。台湾的下一代人根本就不会有大陆情结,因为中小学教材已经改写只讲台湾历史。那么,何时中共政府会同意改写中小学教材而为民主启蒙?这取决于农村民主的进度。别说执政者能做到“官为民所系”,只要为执政党的前途着想,必然会考虑如何避免走人民革命的道路。因为人民革命是执政者逼出来的,走到这一步是执政者最大的失误。今天的社会已经开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时代,奴性文化的铲除的同时需要摩擦出新的文化。这需要下一代来逐步完成,然而,改写中小学教材这一步是不能迈过去的。

3。给农民许愿决不是中国不能民主的理由王力雄谈到中国民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会多生孩子。事实上当初农民之所以多生孩子是因为老毛反对计划生育和没男孩无法给农民养老。农民知道多生孩子的痛苦但没办法。如果政府解决农民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农民不会多生孩子的。我最近询问了不少农民因为他们连第二胎都不要。农民们已经接受了少生孩子的观念。王力雄是在装蒜,他不可能不懂此道理。他还提出农田会自由买卖而使一些人造成贫困。对於农田买卖那是迟早的事与一党还是多党无关。小农经济迟早要向农场作业转化。这是农业现代化必经之路。

4。精英政治与蜇民政治精英政治或精英主义就是英文的Elitism,它早在公元前就被东西方分别应用了。我认为与“精英政治”相对的应是“蜇民政治”。同样,蜇民政治也在东西方存在过。在孔子以前,布衣百姓还能与肉食者共谋之也能面见君子。孔子的理论的实施再发展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吕不韦的阶段便把精英政治的权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实践家秦始皇把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吕不韦给杀了是历史的插曲在此不赘)。从此中国人再也没有了大众参政的机会了。当然此前的中国还不是理想的蜇民政治。在西方,因为精英政治的古罗马帝国战胜了蜇民政治(民主)的古希腊后,人民便认为精英政治高于蜇民政治。自从杰佛逊起草美国宪法放弃精英政治而走每人一票的蜇民政治的道路开始,西方再次掀起这两种政治激烈搏斗的波澜(应当指出,美国在一开始女人与黑人没有这一票的权力)。历经200多年,蜇民政治在社会稳定方面已经显现出巨大优越性。然而,让几千年奴性文化灌输了的精英们认同这一点很难,而让他们跟蜇民们享有同样的一票就更难了。目前的胡温亲民政治还没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然而,奴性文化的坚冰已经在国内小青年们身上开始融化,表现在性的开放。西方文艺复兴就是从“性”的解放开始的。随着节奏的加快,奴性文化的彻底根除不需要走西方那么久的时间了。但也决不是一场运动就能完成的。而有一开明的专制者引路,则是捷径。在这方面,毛泽东这混世魔王有过在历史上称得上功勋的先例。 (待续)

附:为了使读者清楚本文的前提,只好将第一篇附于此。中国的民主之路探讨一:奴性文化的进化过程

在前文中谈到,西方人玩虎,中国人玩猴。指的是在古代西方人驯化不了猴子但能把老虎驯的肯让人把头放入虎口而老虎不敢咬下去。中国古人养过虎。因为虎本身并无恐惧心理,虎只害怕找不到食物而挨饿。如果给虎喂饱,并在旁边放一大块牛肉,这时的虎是不吃人的。但动物心理学告诉我们,动物是不许羞辱的。对於人来说就是“可杀不可辱”,这心理是从动物那里遗传下来的。中国古代也有养虎的,给它足够的牛肉就可跟虎相处了。但这虎绝不让你把头伸进它嘴里而不让它下口,因为对虎来说“虎口不能下口”那是羞辱。就连中国古代的传说甚至漫画也没想象到这种地步的。要想做到这一步只有西方人大棒加牛肉把虎打的心理崩溃为止。中国人是曲线思维,能驯猴子。但认为打虎不成,因为把虎打急了人就遭殃了,哪里还能把它驯化?只能靠捂慰与伺候。而捂慰与伺候是不能让虎达到“心理崩溃”那一步的。

中国的统治者奴化人民是与人驯化动物同步的。这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在这几千甚至几万年的过程中,奴化人民的方式从“肉体”到“肉体加精神”。这里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孔子之前的“非文明驯化阶段”和孔子之后的“文明驯化阶段”。

在孔子以前,统治者只能用从人驯化动物的方式与经验中得到的启发并用在奴化人身上。应把这“非文明驯化阶段”的被奴化了的人民称为“家畜人”。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跟驯化了的家畜区别不大,都是为主子干活出力。而且还可以象牲口一样给卖掉。这一阶段被驯化了的家畜人虽然有思维能力,但必须听到主子的信号以后才能思维。就同驯化了的公驴–听见主子的信号就亢奋。现在的“愤青”就是这一行为的继承。但与牲口不同,这些奴隶们有时会造反,常常因为误解了主子的信号或者新主子给它们信号利用他们推翻旧主子。这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是头痛的事,尤其是小主子(奴隶主)与小主子之间的搏斗惨烈,致使奴隶制不得不废除。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批智者,后来有的被称为圣人。孔子们认为奴化人民的最上策是写一部奴化人民的教材,这实质上是建立一种宗教。这宗教的名字应该叫“奴化教”。这就需要让一部分人读这本“书”–这本统一的“奴化教”教材。然后,由这些读过书的人来给人民灌输一套让人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者的奴役。这便从仅仅是“肉体惩罚包括示众”的“非文明奴化”阶段进化到“肉体加精神”的“文明奴化”阶段。因为孔子知道,只要读书是进入“人上人”的唯一途径,不管书上写的是什么,人都会费力去读。“学而优则仕”便是关键。因为没有读过书的人崇拜读过书的人。这样,通过这一“统一教材”就可以把所有的被统治者奴化。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就会比肉体惩罚的非文明奴化过程容易驯化的多。因为读书人有了圣人的一套理论,也就有了“才”。而这“才”又通过读书人传给了没读过书的人–最下层的被奴化的人民。这时的被奴化的人民应该称为“奴才”。相对于可以买卖的“家畜人”而言,这时的被奴化的有了才的人民–“奴才”实际上更容易驾驭。

应当指出的是:孔子时代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除了孔子外还有其它所谓的“百家”。但是在这百家中,孔子写的“教材”对於达到驯化人的目的来说水平是最高的。这“百家”延续到秦始皇时代再达汉朝。秦朝很短,秦始皇死后两年天下就乱了。秦始皇最大的遗憾是他不清楚他所焚烧的“统一教材”才是帮他奴化人民的灵丹妙药。“儒”是与“肉体惩罚的非文明奴化”相对的意思。“儒教”说穿了就是“文明奴化教”。满纸是奴化人民的,是在心灵上奴化人民的“软招”。汉朝以后,孔子已成圣人,无与伦比。到董仲叔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奴化教”日秦完善。一下子就是上千年。当然,这并非是说“非文明奴化阶段”进化到“文明奴化阶段”后被奴化了的人民就失去了“听见主子的信号就亢奋”的特徵和“打小报告、划清界限、曲线思维”的汉奸心理。自从“文明奴化”过程完善以后,人民包括“人上人”的官吏们也就对“上”自称“奴才”了,从此整个社会比“家畜人”阶段更稳定了。表现在内战减少、社会的改朝换代也不那么频繁了。

但靠奴才是不能强国的。这就使得自宋朝以后改朝换代基本上是由于外敌入侵造成的。内政稳定了许多。久而久之,奴才们也就适应了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也就是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一直到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后,人民看到了外部世界竟然是完全两样。认识到原来作为人,还会有“尊严”二字。早被统治者驯化到“心理崩溃”了的“奴才”对於恢复到有“尊严”的人,那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张力爆发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抗争。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高潮迭起、血染江河、波澜壮阔、希望失望、失望希望、从此站起来接著跪下去、当家作主主是奴,人民公仆仆是主。到头来只剩得:八代冤仇、半壁江山;三层白骨、一缕硝烟。

150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想从制度上开刀来杀出这一“奴化教”的魔窟。其惨烈其壮观一定让后人想起来而泪满襟。到目前为止,还仍未见路灯。这充满了鲜血和泪水的求索至今还在艰难的进行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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