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富士康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一)为何中国需要富士康,如同富士康需要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使得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讨生活,到中国投资的企业都是些想赚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家。这是血汗工厂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一方是劳动力过剩,就业困难,一方是把人当牲口的贪婪资本家。这就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据网上有人说,富士康工厂里一个个人一小时要出600 个零件,看过卓别林《摩登时代》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不需要那么多人进驻富士康搞调查。富士康12跳告诉当权者和资本家:人,可以干牲口的活,但人终究不是牲口。

按照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计算,温总理说得靠谱:“中国的失业率有2 亿。”一个富士康在中国只有80万雇员,尚需250个富士康才能解决就业问题。对于胡温的和谐社会来讲,中国政府把富士康赶走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如果体制不变,即使把富士康赶走了,换上另一家代替富士康,血汗工厂还是血汗工厂。

资本的最大特征就是追逐利润,这是外资投奔中国的根本原因。而缺乏高端产业能力的中国农民工必然成了资本家压榨下的可怜工蚁。

(二)社会动荡的不同阶段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突然间就动荡起来的,必然有一个社会矛盾积累到爆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社会的构成最基本单元和社会动荡的暗流载体,第一阶段对该社会所处的惯性系所做出的反抗便是自杀。因为一个社会惯性系发展到矛盾无法调和的地步,人的心理压抑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首先想到的是脱离,因为他们发现前途黑暗到了恐惧的地步了,而自杀是恐惧的结果。为何恐惧导致自杀和暴乱杀人,请看润涛阎旧作《防止暴乱的根本在于减少恐惧》一文,在此不赘。

因为在这个阶段,群体依然处在惯性系里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还在习惯着容忍着这个惯性系的黑暗与不合理。而一些个体已经无法承受心理恐惧便采取自杀。

等到群体开始反思自杀现象,便认识到这个惯性系必须打破。这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统治者能迅速改革这个惯性系,一个良性互动就开始了。但如果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自杀现象将升级到暴乱阶段,这是解除恐惧的另一途径。既然自杀不能唤醒群体的无意识,那就来个鱼死网破,反正都是死。

那为何要有两个阶段呢?因为一开始自杀的个体明白自己的力量太弱,与强大的惯性系势力无法抗衡,鸡蛋碰石头,死了还落个暴徒的恶名,没人同情。但等到了一定阶段,那些对前途恐惧感到达准备放弃继续活下去要自杀的时候,发现那些前边死了的太亏了,毫无意义,便有了暴乱的念头。这时,如果毛泽东一类的人物或组织出现,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三)中国目前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四个字:税收太高

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就存在苛政与暴政一样惨烈的现象。

那什么是苛政呢?一提到苛政,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暴政。其实这是误解。虽然二者相互依存,但概念是不一样的。

当年孔子带弟子周游列国,到了一座山前发现了山里的炊烟,由于好奇便前去打探。发现那里住着一位妇人。孔子便上前搭话:在这大山里,你就不怕虎吗?妇人道:怎么不怕呢?老爹丈夫都被虎吃掉了。孔子便问:那你为何躲到这里?妇人道:不是躲人,是躲税。政府的苛捐杂税太高了,这里有虎,他们不敢到这里逼税。

孔子便曰:苛政猛于虎。

苛政指的是高税收。

目前的中国,企业的税务远远超过美国,是地地道道的苛政。那为何政府维持高税收呢?因为吃皇粮的比例太高了。这还不算那么多的面子工程,大的一上马就是几千亿。一个握有枪杆子的庞大贪污犯罪集团包括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个过着人间天堂的挥霍日子,靠的是农民工的血泪。毫无监督握有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那高税收导致的结局是什么呢?

企业一定不会赔钱的,否则就选择倒闭了,高税收的结局必然是把灾难转嫁给消费者,这就是为何国内产品在国内买比在美国买还贵的原因。另一方面,企业必须尽最大能力绞尽脑汁压低血汗工厂里工人的工资。

中国政府派人到富士康了解情况,在润涛阎看来,那纯粹是装样子。他们非常清楚,农民工要是坐自己的车上班,住自己的房子过日子,绝大多数不会自杀的。因为他们没有了作为人活下去的尊严,像牲口一样苟且,他们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对未来恐惧到了极点,便选择逃避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活。那为何在美国的低级劳动者不选择自杀呢?因为中国的大学生也好中专生也罢,他们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奋斗,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好的命运是高干子女们与生俱来就有的。同样的地位,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完全不同的。

(四)60年来人间天堂与人间地狱的演化

今天的中国跟当年袁世凯蒋介石的民国本质上没差异,由于农民进城当工人变成了血汗工厂的苦力,那时候战争使得工厂资本家纷纷逃跑,失业的工人回不到农村了,因为农村的土地他们已经没有了,他们便跟着毛泽东打江山。

毛主席打下天下后想给中国人民造人间天堂。但他发现,很多人认为他没有治理国家的本领,别提天堂不天堂了。毛主席此时认识到:在造人间天堂之前,必须先造一个小地狱,把反对他、怀疑他能造人间天堂的人关进地狱。因为这帮人不仅自己不出力还涣散军心,捣乱。

他担心有人藏起来给他放暗箭,为了把在内心里怀疑他能造人间天堂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便来了个阳谋,把50万右派送去劳改并在精神上把他们的意志彻底摧毁。这个地狱就这么迅速地扩大起来了。然后,他觉得没有人感出来捣乱了,就可以用大跃进的方式造人间天堂了。可万没想到,深翻土地导致大面积颗粒无收,三千万农民被饿死。这时候,反对他的人扩大到了他的同僚,他便发动文革,把自己的接班人级别的、跟他一起造人间天堂的人也都送入地狱。

这个地狱在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大到涵盖了原来想建人间天堂的960万平方公里。人人自危,个个贫穷。

毛主席死后,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进行了深刻反思。最后由总舵作主,得到了共识,统一了思想:30 年来原本想造人间天堂的材料建成了地狱。现在我们没能力建造人间天堂了,所以决定:把地狱里的材料拆巴拆巴,在想造人间天堂的地方先造几个安乐窝给高干子弟。写在文字上的语言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个安乐窝越造越大,很快成了一个个小天堂,北京“天上人间”这名字应运而生就是代表。按照党自己制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标准,各级官员腐败透顶,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很多与黑社会联系在一起。重庆打黑只是冰山一角。黑社会包括贪污犯、受贿犯、流氓犯、杀人灭尸犯,等等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官员不抓的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抓个个都是王宝森。即使有不贪污的,不找情人的,不受贿的,家属也很难干净。

但从另一方面讲,安乐窝造大了,小天堂多了。这就惠及到了不少人,包括本不是高干子弟的社会精英。为此,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少人成了人上人。

当小天堂增大的时候,材料必然短缺。还好,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唱:“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他们立刻发现了“地皮”这个最大的材料。拆迁办横空出世。GDP 就变成了“挤地皮”。 高房价使得刚进城的农民工更加心灰意冷。

从整体发展来看,这个路子是当年袁世凯新政并经蒋介石民国时代的路子,走回了一个轮回。共同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几十年的宣传鼓动使得所有人都知道:社会财富是农民工劳动人民创造的,而这一点西方人并不认同,比如美国的低级工人就不认同。中国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农民工,都知道国际歌。其内容的第一部分便是: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是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这就麻烦了。

你不能一边告诉学生们党是代表劳动人民的,一边配合资本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美国干体力活的人在读书阶段没有在宣传方面接受过那些“党是为我们穷人服务的”言论,走向社会就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当农民工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无助,因为精神寄托彻底崩塌了,原来城市生活竟然是如此残酷,社会是如此黑暗,前途是如此渺茫。城市的人间天堂里有地狱,而这人间天堂就是这些地狱里的人造出来的。

政府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却说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个信仰危机摧毁了还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幼弱心灵。说出三个代表的人,是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老油条,说谎话大话空话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些政治家与在蜜罐里泡大的独生子女孩子们根本属于两个星球上的动物。当这些刚出校门的孩子们进城发现琳琅满目的高档消费品,豪车豪宅,自己不论怎么奋斗,也是一个给别人造天堂的机器。自己在地狱里还要给别人造天堂,而这部机器一旦老化生锈将被无情抛入到更深的地狱,一种绝望感油然而生。

明摆着,这个账目很好算:与其先给人家造天堂而消费掉自己的青春然后进地狱,那还不如干脆现在就从高楼上一跳而下。用一句话说就是:“老子不伺候你了!”

(五)解决富士康问题的钥匙在哪里?

中国的问题,看似乱象丛生,腐败透顶,末世表象一览无遗,但润涛阎告诉你:其实,有一把钥匙便可开锁。您要是不服,容我仔细道来。

那这把钥匙是什么呢?

既不是打黑,也不是双规。 四个字:精官减政。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吃皇粮的太多太多了。几千年来,每个县只有一位县太爷,一个师爷就完了。胡温想靠扫黄双规等来反腐败,其效果根本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地方政府不仅仅千方百计增加企业税负来支持地方财政,而且靠买官卖官、大举债务来疯狂消费,用各种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这才是中国目前社会的毒瘤所在。

仅仅地方财政的债务,如果不是靠中央政府的银行大力支持,各地政府早就破产了。一旦精官减政,官员少了,监督起来非常容易。企业的税务少了,给当官送礼的数量少了,农民工的待遇便有了提高的空间了。当然提高工人最低工资需要立法来解决,但如果不精官减政,一旦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公司就没钱运作了。

那么,精官减政难不难?其实非常简单。要比大家现象的容易得多。比反腐败容易更多,因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官员越多越扯皮,机构越臃肿效率越低。

先找一位省委书记带头,在一个省做示范,减少官员总数 90% ,因为即使剩下10% ,也过于庞大。一个县城就有100 多个局,听起来令人发指。肯定能找到这样有野心的人去搞试点,就像去重庆打黑。然后在全国推广。要注意,绝不能让这些减下来的官员去当公务员,公务员的总数要控制住。这样,把吃皇粮的人数减少九成,社会风气一下子就发生巨变。

为何说不难呢?因为绝大多数官员的亲属都是富豪了,这些官员贪污受贿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了,有两三处住房。所以,让他们回家去,不追究他们的过去,他们没啥可以反抗的。军队先别动,先把无缚鸡之力的地方政府官员裁掉九成。那样,地方企业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地方的债务就不会如此迅猛增加,房地产市场也不会发疯,因为现在圈地和抬高地价是地方政府支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腐败开支的一部分。这些职位剪掉,不是减掉。也就是说,一旦剪除,永远不再设立。企业没有了那么多的老爷,运转起来也非常容易。不用花钱搞那么多而且非常复杂的“关系”了。

如果不精官减政,还是按照目前的方式走,现在是年轻人跳楼,下一步就是抗争了。胡温呢,就成了灭火队长,到处处理群体事件,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弄不好民怨沸腾,那叫天怒人怨。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突发事件的连锁反应其结果难以预料。到2019 年左右,国家级别的动荡将不可避免(请看润涛阎《2019 年后的中国》等旧作)。

只要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功夫釜底抽薪,便可进入良性互动,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这一着棋,虽然晚了很多年了,导致了非常难办的今天的处境,但立刻实施,仍可解决“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的难题。

不解决根本问题,去给农民工讨工资、去调查富士康,胡温这是作秀,因为中国的贫富差异和血汗工厂的情况他们一清二楚,不治本而治标是本末倒置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最后呼啦啦大厦倾,什么都来不及了。 宣永光的话很有道理:“善治国者,治官;不善治国者,治民。治官则轻而易举,治民则劳而无功。”相当于吃皇粮的人数如同蚂蚁般多,血汗工厂资本家虽然可恨,但根子还是在于制度与体制的不合理甚至荒唐。

另外,当我们看到资本家的黑心,必然怒火中烧,但别忘了历史学家郭沫若的名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虽然他说的是国民党时期,但目前官场的腐败跟那时候又有多少差异呢?如果有差异,那是好了点还是更糟了呢?

同样是富士康,为何在台湾郭台铭就不敢如此对待工人?因为那里的法律和人文环境不允许他怎么做。富士康给深圳每年上缴百亿的税,官方便必然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所以,真正的原因在官场和体制,而非郭台铭。如果合法的话,资本家怎么可能不千方百计榨干工人的血汗?

共产党最明白的道理便是马克思说的:工人阶级的尊严是靠斗争得来的。以后血汗工厂的工人罢工闹事将会逐步升级和扩散,使得政府应接不暇。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还是从根本上解决,走良性循环的路乃上策。

那么,为何不用担心被裁官员造反呢?这个道道毛主席看得最清楚:那些官僚都是巴结上级的狗奴才本性,只要主子一说话,他们毫无勇气搞暴乱。哪怕有一点血性的人都爬不上去的。他们这些人根本没有农民工的造反性格。明朝完了,那些从朝廷到县个个官员立刻巴结清朝,只要不杀头,就谢天谢地,要是给块骨头就给新主子卖命。所以,这些官僚是最容易干掉的,宣永光总结了历史作出的结论是无法驳倒的。经历过文革的都知道,那些气焰嚣张的官僚,毛主席要红卫兵斗争他们,他们个个比地富反坏右孙子多了!这层窗户纸,年轻人捅不破而已,毛主席早就把它捅破了。而事实上,历史上无数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只是不懂政治尤其是在这些官僚的淫威下活过来的年轻人不知道而已。毕竟懂政治的人是少数(没读过民国奇才、我河北老乡宣永光的书那些人,可以买来读一下,在美国也能买到的,可以寄到你家)。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只是胡温不知道:中央想收拾底下的官僚,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文革运动,对那些靠拍上级马屁爬上去的官员,本身又贪污腐败,个个都担心被双规,让他们体面退休很不错了。

那么,怎么知道可行性如何?有一很简单的预测方法,就是看大多数人是否认为可行。如果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行,那就表明做起来易如反掌,因为多数人的看法一定是错的,真理只在少数人手里。还有,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当然说不可行,因为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想当年全国找不到一个人认为李鹏会当总理,他就当了总理。我认为李鹏当总理他的历史象征意义重大,这是邓小平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仅次于改革开放。更别说李鹏比周恩来总理干得好。请看润涛阎旧作《邓小平为何让李鹏当总理?》。那么严肃的政论文,竟然被读者看成是郭德纲说相声,郁闷ing。

打个比方:一艘大船要沉了,舵手是让船里的一部分人下去,还是一起玩完?

润涛阎是旁观者,并非有人说的是中共党员。在此说明,我是对事不对人。

订阅
提醒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