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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当权者为了达到从上到下齐心协力，也就是说为了得到“权力合法性”，必须提出战略目标。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后，便自然被朝野双方崇拜。我们先举出几个例子来论证制定战略目标对当权者获取政权、稳定政权的重要性。
先说秦始皇。秦始皇的战略目标非常简单：吞并六国，实现大一统。秦始皇从没想过要扩张疆土，所以，完成大一统后便开始倾国之力修长城，就是在原来华夏大地的范围内实现嬴家的万世统治。秦始皇活着时，其政权是稳定的，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实现了。至于赵高毁掉了他的江山，那表明秦始皇妄想自己赢姓家族世世代代当统治者是何等天真幼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当初打下天下实现大一统的战略目标，因为大一统逐步变成了传统文化，至今已2000多年。
到了近代，孙中山的战略目标也非常吸引人，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就是推翻清朝，把满族人赶走，回到他们的家园—以长城为界，关外是满清的，关内是华夏的。蒋介石为何把东北易帜看成是他最大的功劳？因为张学良父子经营的东三省按照孙中山的战略目标定位，那是满清的，不是华夏的。国民党把孙中山定为国父，蒋介石让张学良易帜，便是承认了东三省也属于华夏了。张学良易帜，等于切断了汪精卫想谋取国民党权力的路，因为汪精卫是孙中山的拥趸，最虔诚的粉丝。蒋介石超过了孙中山，汪精卫的威望也就不能跟蒋介石同日而语了，也就只能另辟蹊径去借助日本人的力量而在政坛上续命了。蒋介石从没把灭绝中共作为他的战略目标，非但如此，他还想留着中共这个外敌，作为令国民党内部团结一致的因素。后来他还跟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中共三巨头谈判45天而不杀掉他们，就是他一直把灭掉中共作为战术，而非战略。他面对的国民党内部各系的军事压力巨大，蒋冯阎大战他是险胜，把他给吓坏了，如果当时李宗仁不是看热闹而是给他一棒，那他就完蛋了。所以，蒋介石丢了江山，本质上是因为他把战略目标定错了。他为何定错了战略目标呢？因为他骨子里想超越孙中山。他的这个软肋被张学良利用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也无法杀掉张学良。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中共的江山。没有蒋介石把超越孙中山作为战略目标，他就不会对张学良易帜看得那么重（就一军阀混子投降而已），那张学良就不敢20万军队面对2万日本军队不战而逃跑，更不敢发动西安事变。所以，战略目标定错了，后果很严重。
接下来讲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导致人亡政息。读过润涛阎旧作的读者应该记得那篇旧作，就是论证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刘少奇为何胆敢在七千人大会上跟毛泽东翻脸。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规则：谁带错了路谁下台。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只跟国民党统战、逐步发展自己、绝不利用武力兵戎相见，便可最后夺取政权，而且国民党无理由杀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失败后，陈独秀便被罢官、开除党籍，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开了杀戒。后面的一个个领袖都是学苏联：定下的战略目标都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结局都是以失败告终，也都一个个被中共本身赶下了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天下，自然不需要下台。然而，当“三年超英五年超美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战略目标以饿死三千万人为结局后，依照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毛泽东就必须交权。否则，那需要把前领袖们找回来才行。谁领错了路谁下台，这已经成为中共的传统，到你毛泽东那里就变了，那刘少奇等不答应。毛泽东就靠政治运动维护权威，直到文革彻底干掉以刘邓为代表的所有野心家或对毛泽东有威胁的打江山的功勋们。
为何会有八九六四？润涛阎写过一个系列介绍当时的权力之争。从战略高度看，邓小平的战略目标本身就与知识分子们杠上了。也就是说，不是邓小平的战略目标没实现或出了差错，而是战略目标本身不被知识分子们认可，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们看到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好，便误以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里的“一部分人”是指知识分子。可当他们看到先富起来的是当官的（官倒）、个体户时，便立刻清楚自己误判了。他们就绝对不认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呐喊便是对此国策的讥讽，也是号召知识分子们起来闹事的理论基础。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条，何况邓小平也大张旗鼓地给知识分子戴高帽，令学生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了。
江泽民的战略目标其实很实惠：“跟国际接轨”，等于闷声发大财。跟国际接轨，知识分子也不能反对吧？六四屠杀后，知识分子愿意入党发财的，可以入党；愿意出国发展的，可以出国一走了之。所以，江泽民的战略目标实行起来毫无麻烦。无官不贪是其必然结果。胡锦涛是被架空的领袖，他也有战略目标，那就是“河蟹”，就是维稳经费超过军事开支。群体事件风起云涌，可也算是达到了河蟹的目标—击鼓传花的游戏他算是把球扔出去了，没栽到自己手里。
下面讲正文：习近平的战略目标的失误之所在。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还需要强调一下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统治者必须有另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论。比如：毛泽东的“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支持亚非拉、把红旗插遍全球。”、“为人民服务”等等；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有的是口号，有的是心理战术。
习近平也一样，他上台后如果把战略目标定为：“消灭贪官污吏、减小贫富差距、精兵简政。”那他就不会有今天内忧外患的局面。
可他的战略目标定为：“强国梦”上了。这就必然导致战狼外交，外患就产生了。他需要了解：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强国梦是以后的事，先把无官不贪、贫富差距大到社会动荡前夜水平、一个县有一百多个局这等荒唐地步的事搞定。这就需要很长时间。这些前任们留下的癌瘤已经占据全身所有的器官，此时搞对外势力扩张，绝对是战略目标上的失误。
平时做人也一样，一有机遇就浮躁，就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所为，借用李小琳的话说就是“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全然不知道“时来天地皆同力”的“时也运也”天理。
有机遇治理国家，一样是天时地利碰在了一起，在任何国度任何时间，都是高手在民间。这是铁律。因为在风道口，猪都能飞起来。而社会总是龙卷风不断。所以，遏制住自己的浮躁，了解“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天理，就不会在制定战略目标时高得太离谱。
“欲速而不达”是最浅显的道理。对国情的定位、对国际形势的定位，对治理国家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何况还有对自己认知水平、尤其是“识人”与“断事”能力的定位。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谋臣、下属，识人的本领是重要的，否则便是东汉末年的状况：“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卑膝之徒，纷纷秉政……”
治理大国，若烹小鲜。是很难掌握的事。理智与欲望需要平衡。要分清楚战略目标与战术措施的区别。混迹在政坛，本来就是刀口舔血的事。古人当英雄，是占有美女权为先，将军一怒为红颜。然而，权力就是精神鸦片，是毒品。一旦沾上了，便上瘾。因为溜须拍马奉承的话特别甜，还有红袖添香、余荫后世等诱人的强大吸引力。这类因素也就极容易令成功者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过低估计敌人的潜力。由于误判，在制定战略目标时便很容易走到“大跃进”类的荒唐地步。说到底还是人性使然。
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润涛阎提出预测：“中共江山建立于毛泽东，结束于习近平。”就是因为习近平定的战略目标太高了。“强国梦”的提出，必然诱发外患。几十年积累的贫富差距太大，此内忧极难解决，再引外患，恐怕走到“气数已尽”的朝代末日时的呼啦啦似大厦倾地步。
为什么呢？因为当朝野双方对当政者的战略目标认可后，便有了期许，=生活有了盼头。一旦希望破灭，其信仰便坍塌，崇拜就变成了“醒悟”，那政权的合法性就消失了。
综上所述，不论是“识人”还是“断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而治理国家，这两方面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识人”，那就令自己对任何人都疑心重重，该信任的不信任，不该信任的反而给大任。“断事”的能力决定了战略目标的制定。在中国历史上，论“识人”、“断事”能力，孙权排第一，一生没什么失误。只是时运没给他一统天下的机会。曹操排第二，超过李世民。李世民对接班人（三个最出色的儿子都没接班）和武则天的安排就失误太大了，差点断送江山。在打天下阶段，李世民的确做到了极致。相比之下，曹操在打赤壁之战时太浮躁了，如果换作李世民，就不会那么急，再准备半年，孙权就没东风可借了，火烧赤壁无从谈起。可论对接班人的安排，曹操比李世民高多了。
总之，中国还并未走出“盛世—乱世—盛世—乱世”循环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