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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的盛夏在没有空调的年代还是很酷热的，在池塘边长大的我一到夏天就想跳进水里。那是 1984 年，光棍的我周末无所事事就乘 332 路车先到颐和园，然后再沿着运河北上。这个运河就是连接密云水库与颐和园的通道，颐和园的水加上故宫外面护城河的水就是通过这个运河从密云水库引来的。在河堤上步行很远一段路才到了一座铁桥和一座石桥。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打灯笼看见史湘云在船上的那出戏就是在此石桥上拍摄的。
我在石桥上休息片刻便朝北走去，那里的河床宽阔，尤其是没有游人非常宁静。刚到我常游泳的地方，脱下衣服，只剩中间的一块狭窄绷紧的裤头（那年头北京人的男泳衣就是那么酷，残酷的酷），就看到一女子从上游游来，只是看她在挣扎的样子，突然听到她喊救命。我此时立刻判断出她溺水了，不是因为突然痉挛就是不会游泳而导致的。我此时在她的下游，如果立刻跳进河里，凭我的水性， 100% 能把她托上岸的。
我脑海中突然想到该朝上游奔去。跑了大约 200 多米的地方，看到了岸上的一个背包，无疑就是溺水女孩的书包，便立刻打开。里边有一本杂志和一个工作证。为了争分夺秒，我以掩耳超过盗铃之势把她的工作证打开，看到第一页上《共青团北京市委》字样，我立刻朝下游以掩耳超过迅雷之势猛跑。此时我才感到运河的水流如此湍急，她漂得很远了。待到我追上她时，已经在石桥南面了。我迅速跳进水里，朝她游去。很快就把她抓住了，但发现她竟然没有了挣扎。我顾不得确定她是死是活，先把她托上岸再说。
我有气无力的将她托上了河堤，看到她早已停止了呼吸，便朝南边的一群人喊叫救命。几个人用尽吃奶的力气以掩耳等于盗铃的速度跑到了桥边。说来也巧，这五个人中其中有个是护士，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男护士。不管如何，大家都听他的指挥，先把她头朝下往外倒水，然后人工呼吸。大家忙了一阵，还是没有效果，她的身体冰凉，眼睛半睁半闭。大家倒是没有跟死尸打交道的恐惧，还是兢兢业业地设法抢救。
她死了。我们大家都那么认为。
她死了。他们都认为我是她的亲人，全然不知道我与她素不相识。
她死了。没人知道她怎么会被淹死。
他们走了，让我在那等着，他们去报公安局来拍照、处理后事。这个规则程序是大家都认同的常识，并非怀疑我是谋杀嫌疑人。
他们走了，又来了几位河边走路游玩的，都惊呼死了人。
公安局的警车和救护车很快到了。我也坐在警车里去了医院，然后听说没治了，就跟着公安局的到了海淀区公安分局。
公安局的老公安告诉我，经对死者的工作单位和档案查询，死者是胡乔木的女儿。
（二）
那几天北京大雨连绵，我的科研资料都在一座新大楼的地下室里。我的办公室是在研究所的大楼里，但为了减少拥挤，就把资料转移到新楼里了。地下室有很多房间，其中一个杂志的编辑部临时搬到了那里。一夜间连绵大雨竟然把地下室给灌了，一上班就接到了所长办公室电话，说地下室被淹，快去救材料。所领导们都冒雨赶到了，我们研究室的人员也同杂志编辑部的人员纷纷到达新楼的外面。透过窗户往里看，这个半地上半地下的地下室里屋顶的灯光依然亮着，文件都在水里泡着，水深一米多，谁也说不清水是从哪里跑进去的。所长说，人下去是很危险的，因为有触电的可能，先找抽水机抽水，然后再捞文件。
我一听急了，我那么多材料都在里边还没有发表呢，到哪里去找抽水机啊。我说不行，应该先下去把资料弄出来。因为里边有很多人的资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所长说，那谁下去呢？有生命危险咋办？此时，大家都在往后撤，谁不怕死啊。但我当过电工，知道电灯还亮着，表明电线是在上面走的，要是在下面早就短路了。我什么都没说，一脚把窗户玻璃踹破，打开窗户插销，然后纵身跳入室内。这时，所长和围观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惊呆了。我感到里边的水是那么凉，令我浑身打颤。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水里的资料捞起，递给他们。奇怪的是，竟然没人敢接！害怕触电而死啊。
我只好把资料放到窗台，他们才一沓沓取走。等我把我们研究室的材料捞完了，我想出去，一位老科学家哀求似的说求我到隔壁那间把他们研究室的资料也帮忙捞出来。我冷得不行，可要是不管吧，又觉得不给老头面子，就只好接过他的钥匙打开了他们研究室放资料的房门。最可气的是杂志出版社那帮子人，竟然没人在乎他们出版社的东东。没人求我，也是冷得太痛苦，我就爬出来了。出来后几乎站立不住。所长打着伞说，给润涛拿酒喝。其实，他不知道喝酒并不真的能御寒的。但所里哪里有酒？科学家们竟然喝酒的很少，没人说家里有现成的酒。我在另外两位哥们的陪同下回到宿舍，把衣服换了下来。躺在被窝里很舒服，虽然身边没有女人，感觉还是跟天堂一般。他俩走了不久，所长告诉我的一位好友，说我俩中午去外面的餐馆喝酒吃饭，发票由所里设法报销。
我本来是不想去喝酒的，我下水捞资料不是冒死，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危险，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材料，那是我的心血啊。帮别人的忙是第二位的。但那位哥们觉得这酒不喝白不喝。天也晴了，不到中午，我就跟他一起去喝酒了。这边吃边聊不着急的气氛，一下子忘记了时间。我俩喝了很多啤酒，没花几个钱，趁机会闲聊而已。可是喝得太多了，走回去的路上感觉是在飞。这是我第一次不坐飞机的飞行。半路上突然想到是周六的下午了，政治学习的时间，就去办公室参加政治学习去了。
我进屋时看到大家的目光都愣愣的，感觉不对，估计我喝得面红耳赤，把大家给吓着了。我坐下后仔细倾听了大家的发言，还是在讨论胡乔木的小册子。为了不让大家认为我喝多了，我就举手说我发言。主任给我眼色，意思是让我回去休息，别酒后吐真言，将来打右派时追悔莫及。我明白主任的意思，觉得他是挨整整怕了，哪里还会有打右派的运动？我就把我上周末在运河里淹死了胡乔木女儿的事一五一十地完完整整地不慌不忙地丝毫没有喝多了迹象地忠实于事实地绝没有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遍。
（三）
我刚讲完，主任就命令我的好友把我送回了宿舍。我看着大家惊奇地看着我，感觉不是滋味，但还是跌跌撞撞地离开了办公室。这啤酒喝多了就是麻烦，在走廊里路过厕所时就一拐弯进入了厕所方便。他站在外面等我。我没用小便池而是到了蹲坑前边。那楼是日本人占领北京后盖的，厕所是陶瓷蹲坑，白白的，用水冲的那种。一个圆洞在最后边。我不小心竟然把眼镜掉到蹲坑里了，一滑溜就进入洞里无影无踪了。我一下子似乎酒醒了，立刻趴下来用右手去掏洞里的眼镜。按照我的判断，那个洞应该有个歪脖才对，不是直接下去的，否则臭味无法被阻隔。我的眼镜应该在歪脖那里的水里。可没想到那个歪脖是如此的深，我的胳膊全部进去后刚刚摸到眼镜，但就是拿不出来。
站在外面等我的朋友害怕出事就进入厕所看我。当他发现我趴在蹲坑上，胳膊在蹲坑的洞里鼓捣，认定我是喝醉了。他拉我起来，我说等等，我的眼镜掉进去了。他明白了。可是他认为那个洞要到地下的排水管道，眼镜是没了。我告诉他眼镜就在这里的歪脖处。他不信，就回办公室问问大家是不是真有个歪脖。大家一听哄堂大笑，说润涛阎今天讲的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厕所蹲坑哪里会有什么歪脖？一下子去了 3 个哥们。他们四人拉我起来。我起来后告诉他们，眼镜可以摸到，但我的胳膊就是短了那么一点点，中指够到了，但拿不出来。他们四人听后往里边看，果真看到了里边的水，便相信我说的那里有个歪脖的理论。我开始给他们讲解如果没有这个歪脖，下水道的臭味就跑上来了。他们听懂了，便四人把胳膊伸出来，比较哪位的胳膊长。一比较，一位弟兄出位了，他是位党员，姓朱，他还曾被选为单位的模仿党员。他把上衣脱掉，胳膊一下去就把我的眼镜给捞出来了。
大家暗自惊叹：党员就是不一样，胳膊就是长。什么都能捞到，厕所蹲坑里的东西也能捞出来。
我洗干净眼镜就自己走回宿舍了。
至于报销的事，估计所长早忘了没找我，我也就没主动去找，跟人命相比，吃饭喝酒本来就是小事一桩。
（四）
我走后就炸了窝了。看来我没有喝醉，蹲坑跟下水道之间果然有个歪脖，表明我的判断力依然如故。有人悟性太差，搞不懂我为何不直接下水救美女还要跑到上游去查看那女孩的书包。那时我没喝酒啊。再说了，那年头年轻人没有富裕的，包里有个三块两块的就算是个钱了。北京女人三大怪之一就是“空兜子随身带”（另外两大怪是“女人比男人坏”、“纱巾戴两块”）。他润涛阎到包里查看啥呢？党小组组长憋不住了，告诉他们说润涛阎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救人？我们不是一直在学习胡乔木同志的“人道是有阶级性的”吗，润涛虽然不是党员，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啊，他不可能对阶级敌人施人道吧。否则，咱们这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不就白费功夫了？
党小组长的话使那些人醒悟过来了，当润涛阎得知溺水女人也是无产阶级并非阶级敌人，就跑过去施人道了。但他们愣是不相信我的故事是真实的。主任说话了：“这些日子你们发言都认同胡乔木同志的观点，人道是有阶级性的，对敌人不能施人道。那为何不相信润涛阎的做法呢？”他们还认死理，愣说润涛阎不那么傻。这时，李老师说话了，他说：“这个故事当真。看看我的故事，比他的故事不是更加难以置信？那你们敢说不是真的？”李老师的话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如果你是北京人，你一定知道有个西单和西单商场。可你知道，在解放前那几年，西单是李老师他爹的。他爹本来是资本家，后来投资房地产，就把西单那一大片买了下来。那时候西单还没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就是一溜烟遍地胡同。 1948 年他老爹发现天下要变样了，就想卖掉西单，可谁还买呀。无奈，他就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把黄金都带走了，把地契交给了大老婆。李老师是大老婆生的，当时在北京读大学。刚解放，开始是公私合营，李老师和他妈收房租还是满富有的，钱实在是很多很多。就在此时，有一位女同学跟他谈了恋爱。李老师身材魁梧，看上去不像是奸商的后代，倒像是将军的后人。他的书法也非常棒，令我赞叹不已。所以，他属于才貌双全的男人，女人追他天经地义。
此时有一位好事的男人，找到李老师女朋友的家里，告诉她妈说你女儿跟一个资本家的黑崽子谈恋爱，早晚要被无产阶级镇压的主。她妈一听吓坏了，坚决制止女儿跟李老师谈恋爱。放了狠话：要是跟资本家的崽子结婚，就别认你这个妈！女儿就一条道走到黑，跟她妈断绝了母子关系。二人后来都被分配到山东乡下改造思想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所的人事处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李老师一家三口弄到了北京，有人怀疑这个处长跟李老师的老婆是表姐妹。李老师到了北京的一周后去西单大街上闲逛，缅怀他的家业，迎面碰到了给他拆婚的那位。李老师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也认出了李老师，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老师看，愣愣地站在那里。估计他在琢磨李老师怎么从山东回到了这里。突然间，一辆自行车从他身后窜出，把他撞倒在地。就在这时，另一辆自行车 90 度角在他身上压了过去。他的肋骨断了后扎破了心脏，当场死亡。李老师和另外三人成了旁观者，到公安局提供证词。本来证人没必要遭到调查的，可是李老师历来不说谎，自己说出死者跟他有过节。这就麻烦了，调查来调查去的，单位领导都知道了这事。大家感叹：那人要是没碰到李老师，就不会在大街上站着不动的，在那天他就死不了。这不是冤家路窄？这报应也太离奇了点。
我们处长经历过无数离奇古怪的事情，属于什么阅历都有的那种万金油。关于书呆子的，关于城府深的，关于和稀泥的，关于武斗的，五花八门的故事，她见识的太多了。她本人的经历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我没及时救溺水者的故事她听后没觉得有啥不理解的。她还曾托人在广州搞到了李宗仁写的回忆录。她告诉大家，谁要是不信离奇的事，去看看《李宗仁回忆录》，里边很多很多鲜活的例子，容不得你不服。
处长看到了我，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个书呆子！跟我在清华的一位男同学有一拼。要不怎么你能考研究生呢。把书念透了，会考试，但在社会上就是呆子啊！”我一听连连点头。
“润涛阎把胡乔木的女儿给淹死了”的故事很快传出去了。也不知是谁转告给了院部领导。一位党委领导非要见识一下这位润涛阎何许人也不成。院党委决定：从下周起，政治学习不再讨论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小册子“人道是有阶级性的”这个课题，改为讨论邓小平《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讨论》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后逻辑一致的伟大论题。
那阵子处长每次看到我就耻笑我这个书呆子，愣是把胡乔木的女儿给淹死了。
（五）
全院都不再学习胡乔木“人道是有阶级性的”课题了，本来我淹死胡乔木女儿的故事就该到此为止了。可这个世界什么好奇的人都有。保卫科的一位干事是复员军人，他一位跟他同时复员的战友就分配在海淀区公安分局。他就不信我的故事当真，就跟他战友铁哥们打听这个事到底是真是假。说我这书呆子呆到这份上也算是让他开了眼了。
那位哥们帮他查了档案，得知确实有一位溺水而亡的女孩，时间地点都与我说的一致。那位女孩的老爹确实叫胡乔木，三个字一字不差。胡乔木就一个女儿还被我给淹死了。但他说这个胡乔木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那个胡乔木。北京同名同姓的胡乔木还真有那么一个。听来令人毛骨悚然。
干事找我，哈哈地笑，说：“处长猴精是真的，阅历太丰富了，反让你给忽悠成傻子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事也太巧了，令人难以置信。”我告诉干事：“我是个书呆子，听不懂你说的啥意思。”他闭上了大笑的嘴后，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说：“有处长收拾你的那一天！她跟你说你是书呆子，那她是骗你的。别以为你马上就要出国了，别说你还得回来，孙悟空跑不了牛魔王的手心，就是你能否走成还是另说呢。酒后惹事，麻烦大了。”我看他对我不错，便问解救良策。他说：“明晚到北京饭店至少西苑餐厅请我一顿，我必告知。你不是有一顿酒饭钱还没报销吗？大家都说你太傻了，公家的钱竟然不用。那就请我吧。”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一顿酒饭钱可以报销的茬，便答应跟干事一起到西苑餐厅闲聊。钱不用，人家还说我傻，干脆看看这个坏蛋的心是咋样的也不错。都说干事干事，不干人事。但还没跟这号人闲聊过。
西苑餐厅的档次，在那年头还是不错的。虽然刚对外开放，里边的客人很少。我是第一次在夏天吃饭有空调吹冷风，也是第一次喝那个黑色的东东。上面写的是 coca cola, 感觉很怪异的味道，有点像中药，但很好喝的说。吃完后一算账，我俩花了26 块多，令我咋舌。一顿饭，没喝酒，怎么这么贵呀？报销的时候会计摇头晃脑，唠叨了半天才说过两天再来取钱，他要跟所长商量这钱怎么个出法。
一天，人事处处长找我，问我去云南出差的事。她是从那位干事那里知道我要去云南的。干事果然帮了我的忙。处长说她老头子喜欢茶树，因为出生在云南的缘故，总是怀旧。她让我我乘飞机到了云南，帮她打听一下，为何茶花到了北京就养不活。我知道原委，告诉她是因为北方是碱性土，是黄的，而茶树需要酸性土，是红的。她一听假装明白了，赞叹我知识渊博，然后就唉声叹气了一阵，说她家的那花盆太小了，茶花树还没开花就快死掉了。
我从云南飞回北京的时候，问了机场行李的重量限制。我就从机场外围不远处的红土里装了准备好的一个塑料袋子红土，带回了北京，送给了处长。心里不服，他奶奶的，一顿啤酒引发的这些麻烦，当初还不如干脆让那些资料泡在水里算了。追悔莫及啊。出国一走了之，可办手续惹不起这些官僚，当真是躲都躲不起。
倒是坏事也有变成好事的时候。自此，我办什么手续在处长那里都顺利过关，包括搬入大房间宿舍，以及自费出国手续。
后来，当我真的出国的时刻到了，李老师跟我说：“我老伴跟处长说了情，让她看在咱哥们的闲聊的份上放你一马。”我此时明白了他老婆真的跟处长是亲戚，他说的是真话无疑。处长同意了，一般小事所长不过问。我是研究生毕业，能办理公安局护照，而不是外交部护照，没有她的默认是不成的。
大家都说反正社会就是个舞台，大家都是演戏，真的有时被看成是假的，而假的当成真的已成习惯。有一位长者老科学家，因为历史问题文革中挨了很多毒打。我临走时他还在给我送行的大门口悄悄问我到底胡乔木的女儿是不是让我给淹死了，因为这个世界奇妙巧合的事他看到的太多了，很多自作自受的悲剧让人不得不怀疑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我说当然是真的呀。他听后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说：“走狗文人就该这么遭受惩罚！”然后仰天大笑。这是我出国前给他带来的最后的快乐。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让他快乐一次是不容易的。年轻一代人无法理解，笑一次竟然是那么奢侈。但我知道，老人明白我在给他快乐。他那么聪明，自然明白个中道理，只是用笑一笑来向我道别。毕竟给我留下一个笑容，对他这样经历过无数苦难的人来说，很多话只能是靠意会，不能直说。这，是智者的高明，也是人性的悲哀。吊诡的是：你如果真的按照我党理论去干，比如我对胡乔木溺水的女儿那样，我党的党员干部是不理解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理论，都是收拾你的时候用的，他们那些文人从来就没想过要用到他们身上。
几十年一直不断的无人道的杀戮，理论基础就是“人道是有阶级性的。不能对敌人施人道。”邓小平看过胡乔木的这个总结性的理论后给胡乔木做了历史评价，邓小平说：“胡乔木同志是我党第一支笔。”
听到邓小平对那小册子的评价后，我当时预测不久的将来还有一次大的不“人道”的杀戮，邓小平在胡乔木那里已经找到了理论基础，并要求全国大量发行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提前做舆论准备，尤其是邓小平自己的心理准备。室友听后点头认同。我淹死了胡乔木的女儿后不久就远走他乡了。从此，再没机会跟室友见面谈论当年的预测。不是没机会，而是我逃避，毕竟当年我那个预测本身有点缺乏人道，提起来令人唏嘘不已，有毛骨耸然的意味。 果不其然，几年后坦克镇压市民学生。要是没有胡乔木的人道谬论，邓小平在下达用坦克的命令时会颤抖的，也许他根本办不到。别小看理论和信仰对人行为的支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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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freemanli012018-04-26 14:04:18回复悄悄话我一听急了，我那么多材料都在里边还没有发表呢，到哪里去找抽水机啊。我说不行，应该先下去把资料弄出来。因为里边有很多人的资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所长说，那谁下去呢？有生命危险咋办？此时，大家都在往后撤，谁不怕死啊。但我当过电工，知道电灯还亮着，表明电线是在上面走的，要是在下面早就短路了。我什么都没说，一脚把窗户玻璃踹破，打开窗户插销，然后纵身跳入室内。这时，所长和围观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们都惊呆了。我感到里边的水是那么凉，令我浑身打颤。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水里的资料捞起，递给他们。奇怪的是，竟然没人敢接！害怕触电而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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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让人佩服，人们的智商能被胆量给吓回去。
没胆量，知识分子就什么都不是了。
Dalidali2017-11-16 14:08:30回复悄悄话332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