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引论：文明的悖论

希腊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奇迹之一。在不足四百年的时间里，它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建立了民主、法治与科学的基础，至今仍是西方文明的根脉。然而，正是这同一套使希腊伟大的元素，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

希腊的兴起与败亡，皆可追溯到三件事的同步发生：城市化、民主化，以及对和平女神的信奉所带来的去战争化。这”三化”构成了希腊文明的核心，也埋下了希腊灭亡的根源。文明被野蛮战胜，乃天经地义——这是希腊留给后人最沉重的一课。

如未做说明，本文内容均为老阎诸多文章和评论的原话或或原意陈述。

文章编辑及撰写：大智若愚33】

一、希腊民主的起源：从村庄到城邦

希腊民主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从村庄逐步发展到城市的。在希腊早期，村庄里的人收入差不多，贫富差距较小，村里有什么事就大家在一起议论，可有个牵头的更好，就民主选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把大家组织起来。这是最朴素的民主形态，源于平等，也依赖平等。

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村民的民主制就被富豪的”僭主制度”取代了。僭主（读建主，英文tyrant），本质上就是贵族制度。随之而来的，是层出不穷的穷人造反——他们想恢复到大家一律平等的民主政体。这一过程发生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距今约2700年前。

雅典成了大城市后，村民民主政体就在城邦再次建立了起来，大小城市也都走向了民主制。这当然也是在雅典由穷人造反、杀死了独裁者后开启的民主。

雅典城邦民主的具体制度

雅典城邦民主有几个鲜明特征，值得逐一审视。男人都有投票权，但有些地方奴隶没有投票权。法官是随机从平民中抓阄出来的——没有专职法官，都是随时抽出来的平民当法官。这一点，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在设计美国民主政体时基本上照搬了，演变成今天的陪审团制度，所不同的是随机抽样出来的平民不是法官，而是参与判案的陪审团(Jury更准确的翻译应为审理团)。

雅典城邦的军队领袖，也是战争发生了就选举一个人出来带兵，打完仗后就又是平民了。这意味着：雅典没有职业军官，没有常备军事体系，更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将领。这在承平年代是一种民主理想的实践，在外敌环伺之时，则是致命的软肋。

二、文明的三化与希腊的脆弱

希腊进入文明社会，有三个步骤：居民的城市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以及市民信奉女神的和平化。这”三化”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希腊文明的伟大——也共同注定了它面对外敌时的无力。

城市化发展出来的商人契约精神是与民主化、法治化分不开的，也与信奉女神的和平精神分不开。放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了互信机制，搞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当然令人类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阶段。

然而，放弃了战争意识，当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外敌蛮族入侵的时候，文明人是无法抗拒得了的，比淑女碰上了流氓还糟糕——因为淑女打不过流氓，但内心里有对付流氓的心理准备；而文明的希腊城邦里的人已经彻底放弃了战争意识，结局可想而知。

一个崇拜和平女神的民族，加上民主政体，没有专业的指挥官和军人，如何能打得过训练有素的外敌野蛮军人？文明被野蛮战胜，乃天经地义。事后他们一定痛定思痛，总结出了被外敌打败的根源：雅典娜女神根本就保护不了文明的希腊人。当人人在内心都有了这样的共识，政府出面以没钱了只能把雅典娜女神金像换成钱为借口，人人都明白是到了该放弃信仰和平女神的时候了——毕竟事实胜于雄辩，雅典娜女神金像才被希腊人主动毁掉了。

三、雅典瘟疫：文明的第一重溃败

在马其顿的铁骑到来之前，雅典已经历了一场几乎令其灭顶的内部浩劫——瘟疫。

雅典是希腊的主宰级别的城邦，统领近200个小城邦如同附属国一样给它纳税，海军舰艇是当时世界第一，民主体制令商业、科学、哲学、人文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并赢得了与波斯人的战争，签约和平、互不侵犯，共同发展。

然而，瘟疫把雅典害惨了：到处是尸体，活人根本没机会烧掉或埋掉，腐烂的尸体投入河流导致其它传染病趁机恶化，军队的战斗力接近于零。

城市化的代价：人口密度即死亡率

瘟疫的源头并不在雅典——它起于埃塞俄比亚，通过埃及商人传播到地中海。死人最多的之所以是雅典，原因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规律：人口密度。雅典是最繁华、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那时的人不知道瘟疫的原因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不进行隔离，病毒就无限制地传播。其它地方都是农民，一家一户的生活，互相离得比较远，反而幸免于难。这是雅典民主制度最终败于外敌的直接导火索——过早的城市化，在瘟疫面前是致命的弱点。

信仰的崩塌

瘟疫对希腊的打击，不仅仅是人口与军事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那时候的多神信仰，都是惩罚恶人、保佑善良人。然而，瘟疫面前，眼看着那些流氓痞子活得自由自在，而善良守法的人也照样悲惨死去。神话故事就无法令人信仰了，就只是故事了。道德开始败坏，当坏人也没关系了。

伯里克利之死：群龙无首的代价

雅典民主制的死亡与瘟疫有关，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雅典的领袖死了。因为没有政党在他后面支持他，伯里克利一个人，由于他没控制住疫情，民意就不在他一边了，可又没到大选时，老百姓就到他家欺负他，把他家的东西捣毁。他积劳成疾，或者说是抑郁而终，导致群龙无首，最大的海军舰船也无法施展其力量了。

编者注：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他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现存的很多古希腊建筑都是在他的时代所建。他培育当时被看作非常激进的民主力量，他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是雅典最辉煌的时代。

美国开国元勋的历史教训

美国亚当斯、杰斐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都认可雅典的民主制当时比斯巴达的民主制好，经济、文化发展快。他们从雅典的悲剧中汲取了两条经验：

其一，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主张建党——总统有了失误，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党保护他，便可避免雅典民主的悲剧。

其二，城市化要与郊区化结合，瘟疫来了，不会发生街道上都是尸体的惨剧。

四、民主的内在缺陷：苏格拉底的预言

外患与瘟疫，是从外部压垮希腊的力量；而民主制度本身，也有一个内生的、无法自愈的缺陷——它无法阻止大忽悠上台。

这个民主漏洞，在古希腊时就被苏格拉底看穿了。他发现了民主选举无法堵死骗子靠谎言忽悠愚民而上台的路。苏格拉底反对民主选举，主张抓阄——结果，苏格拉底反而被民主投票处死了，因为被忽悠了的愚民不承认自己是愚民，反而说是苏格拉底在羞辱他们。

苏格拉底反对民主选举的理论根据是：靠谎言忽悠选民的人，其领导水平低下，胡乱治国，因为他们脑子里没有真诚的元素，唯一的便是欺骗，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更重要的是：选民们对这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骗子没有免疫力，反而是崇拜。

因为真理不可能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多数人选出来的一定是最糟糕的，远比不上抓阄抓到的。苏格拉底也就得罪了乌泱乌泱的愚民，民主投票处死了他。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民主的叛逆者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民主制度恨之入骨，乃人之常情。柏拉图是人类建立哲学思维体系的鼻祖，从柏拉图至今，所有的哲学家都只不过是为柏拉图做注释而已。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一个广泛的系统，包含美学、逻辑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等内容。

民主制度造就的这些人类智慧之星，都走到了反对民主制度的一面，说起来令人唏嘘。这不是个人的偏见，而是智者对民主制度结构性缺陷的清醒判断：民主体制无法令不忽悠的智者当政，非但如此，还可能将最清醒的人置于死地。

现代的回响：川普与社交媒体

川普这样的谎话连篇的大忽悠能上台，是当年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制定选举法时没法预想到会有推特媒体可以绕过主流媒体忽悠选民，也就没设计出堵死其漏洞的结果。技术的演进，为古老的民主漏洞提供了新的放大器。苏格拉底两千年前的预言，在数字时代以更大的规模一次次被验证。

根据润涛阎定律：”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进化过程中，由少数骗子带领多数傻子组成的群体战斗力最强。”这是人工选择的结果，是由崇拜基因控制的行为。带有崇拜基因的傻子们才会崇拜这些流氓，而流氓的治国能力远比不上随便抓阄抓到的人。

五、抓阄制：古希腊对民主漏洞的解法

早在古希腊民主时期，学者们就验证了一个事实：言论自由、信息流通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容易被人忽悠，这是天然的人类特征，不是奇怪现象。

在试验了各式民主之后，他们发现：

抓阄——谁抓到谁掌权的方式最合理，比普选好很多，因为大忽悠是少数，抓到的概率小于给他们提供平台、让他们忽悠乌泱乌泱的群羊傻子而上台的概率。

六、希腊民主的终结与历史遗产

雅典城邦民主制被马其顿灭掉，发生在公元前322年。从希腊村民民主制算起，民主制在希腊存在了大约四百年。

希腊民主败给独裁外敌，也是苏格拉底早就预测过的——民主选举出来的大忽悠当权，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面对外敌时更加无力。而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内耗（利用”提洛同盟”扩张自身势力而引发斯巴达领导的同盟的强烈反弹，长达二十多年的希腊内战），更是在马其顿入侵之前就耗尽了雅典的元气。

编者说明：引自维基：“雅典利用“提洛同盟”，扩张自身势力，演为“雅典帝国”，让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深为不满，终于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长达二十多年的内战中，雅典在西西里远征的失败，使雅典承受致命性的打击，加上斯巴达也在波斯帮助之下，建立海军，终于打败雅典，战后，雅典丧失了强国地位，也标示著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前322年，雅典在拉米亚战争中被马其顿帝国征服，丧失了独立地位。“

然而，这四百年留给人类的，是无与伦比的精神遗产。在希腊民主体制下，培育出了数学之父欧几里得、人类智慧之星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等等无数人类文明与科学的开山鼻祖级风云人物。

人类历史上科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与希腊民主制共存亡，都亡于公元前322年。此时是中国的先秦，孔子早死了，孟子在世、大约50岁。孟子的”民为重，君为轻”思想跟希腊民主思想接近——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他已听说了希腊民主体制走了几百年的消息。

结论：文明永恒的两难

希腊的故事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正是使希腊伟大的那些东西——城市化、民主化、和平化——共同造就了它无力抵御外敌的结局。文明放弃了丛林法则，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智识高峰；而丛林法则并未因此消失，只是换了一个主体继续运转。

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无法阻止大忽悠上台，甚至会处死最清醒的批评者——是苏格拉底用生命验证的真理，是柏拉图用一生哲学体系记录下来的警示，也是此后两千年人类政治实践反复重演的剧情。

抓阄是古希腊提出的掌权方式最合理的解法，而更根本的困境——真理不可能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导致：人类无法设计并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至今未有完美答案。这或许正是希腊留给我们最诚实的遗产：它让我们看清了文明可以达到的高度，也让我们看清了文明与生俱来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