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铿，半个世纪前的恋人，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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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沟里的相遇

打右派我赶上了个尾巴。

1958年10月中旬，四川省卫生厅组织一部分卫生干部支援钢铁前线，我很“荣幸” 地成为其中的一员（这些成员大都是很有能力而不被单位待见的，美其名曰支援，其实是发配）到了川北的旺苍县。我是内定的右派，因为我爸属于阶级敌人，我便成了不被组织信任的黑崽子一族。没被公开打成右派，我想来都暗自庆幸。

10月22日，我和一名叫王昌智的女医生随同2000多农民工经过3天的步行到了大巴山深处。三天的山路，对于不常走远路且体力不支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靠咬着牙走下来的。

在那山沟里 , 我们两个女生56天没有洗过一次澡。可能是指挥部的干部实在看不下去了，终于决定让我们下山。1958年的除夕夜我们到了旺苍金溪钢铁厂指挥部医院。

从1959年春天开始，我的胃神经官能症日愈加剧，每餐只能吃半两饭，而且饭后半小时便产生剧烈的胃疼与呕吐，我只能一边注射吗啡阿托品一边坚持工作。那时的我真的是骨瘦如柴，而工作时却像拼命三郎一样，因为我每天面对的是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弱者。指挥部的首长们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对我的身体状况很担忧，他们劝我回家好好治疗一下：“什么时候你能吃二两米饭了你再回来上班，这段时间既不算病假，也不算事假。”

1959年8月6日我离开了金溪回贵阳，经过三个来月的中西医治疗，身体状况大有好转，11月中旬我就 回到了金溪。

回院的第二天，院长老吴告诉我：“宣传部要你去一趟”。我当时还纳闷：就算是我回家待的时间太长 了，这事也该是组织部而非宣传部来处理我才对。

到了宣传部，一位叫龙吟的人正在等我。

“ 我们要参加县里召开的先代会（先进工作者代表会），有许多图片资料要准备，你现在就到大礼堂门口去找一个叫黄铿的人，具体怎么搞，他会跟你说。” 龙吟开门见山告诉我。

在大礼堂门口，一个瘦高个的男生在那儿站着，着一身江浙一带民间手工制作的土布裤褂，衣着老土气质却不凡。他手里拿着一大卷纸。我老远就看见他面向我的方向盯着，于是我估计他应该就是黄铿。

“ 龙吟要我来找你。”

“ 是的，我们走吧。”

他一口川音，不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初见面时应有的微笑。

（二）患难与共的艰难岁月

他带我走到大礼堂右前方厂化验室旁边一间屋子前，打开房门，看到的是屋子里堆满了的文化用品。一进门他就开始忙乎，我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既不动手，也不动口，因为我的心还没有回来。刚离开家，离开患有肾性高血压的妈妈，原在医院唯一一个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已远去西宁，心里那份苦涩真是难以言说。

沉默良久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

“ 听说刚从家里治病回来？”

“ 嗯。”

“ 家在哪里？”

“ 贵阳。”

“ 你可以回家，我有家不能回。”

“ 你的家在哪里？”

“ 上海。” （川音里居然不带一点海味）

“ 是因为远吗？”

“不是…”。

当年的我们政治神经都很敏感，我知道不能再问了，于是又归于沉默。几分钟之后他告诉我他要出去一下，临出门前他将灯打开（此时已是夜晚），把门关严。不一会他回来了，递给我一本《译文》（就是后来的《世界文学》）：“先看看书吧，也许情绪会好一点。”

回到医院的单身宿舍，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将一本《译文》读完，第二天情绪果然好了许多。

上班时间我们到了工作室，当天的任务是制作“光荣榜”，他征询我的想法。

“ 我的构思，仅供参考 。 谢谢你昨天借给我书。”

听到我说谢谢他后他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的笑容。

我的构思：蔚蓝色的天幕用来张贴英雄们的照片，前台拉开的帷幕用紫红色，台前则是各色鲜花。他觉得我的构思很不错，一点异议也没有。于是我们开始制作，忙乎到傍晚时分，照片贴完了，他问我用什么颜色来写照片下的名字。

“你觉得白色如何？”

“很好。”

那是一张很大的光荣榜（可能有十几平米吧），我们只能将它贴在墙上制作，我们当然也就只能站着工作了。累了一整天，任务完成了。我们刚停下来欣赏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此时视察大员龙吟同志驾到，朝着墙上的光荣榜看了看，侧头问黄铿：“怎么能用白色来写英雄们的名字？”

瞧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一下就来了气，立马回应：“白色怎么啦？白色犯忌？你也是学美术的，擅写善画，你不觉得这些色彩配搭得很漂亮么？”

龙吟一听我这些话，态度立刻变得很好，问我：“是你的主意？”

“ 是我的主意，有问题我负责。”

龙吟再次转身朝向光荣榜，将头偏来偏去作欣赏状，然后说：“漂亮，确实很漂亮，累了一整天，该回去休息了。”

他走了，黄铿对着我耸了耸肩，一脸的苦笑。我说：“别往心里去，全当什么都没听见，明天继续工作。”

忙了几天已经记不住了， 直到一切宣传资料准备就绪。我要随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到县城参加先代会。临行前黄铿借给我一本苏联爱情小说《一本打开的书》，内容有青霉素的研制过程。

此后但凡厂里有什么宣传资料制作的活儿，我们就会在一起工作，而这样的活儿好像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远走西宁的那位友人以前是在医院药房工作，我经常抽空去给他帮忙，因为他忙不过来，每天要负责门诊的数百张处方，还要负责住院部的药物采购、配备，起初就他一个人，也记不清过了多久才在民工当中选了一个读过几年书的退役军人给他做助手。1959年我回去他已经不在，是那位他的助手接替他的工作，出于对远去友人的怀念，也出于对现任的同情，我还是时不时主动去药房帮忙。

有一天我正在药房，忽然看见黄铿神色黯然地从中医诊室出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患了肝炎，医生就给他开了几付中药建议休息几天，我问了他的住址，告诉他我会给他送去一些保肝药。回到药房我就要那位助手下班后到药库给我拿一些葡萄糖粉、鱼肝油。他乖乖照办（那时制度很乱，尽管物资十分匮乏，但有关系还是可以弄到一点好东西的）。

次日一大早我就带上这些个宝贝直奔黄铿所在的基建队住地。那是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只有门没有窗户，推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我在门口傻站着不敢贸然举步。

这时从黑屋的远处角落传来了黄铿的声音：“我在这里。”

摸索许久，我才走到。他的床在这大黑屋最深最暗的角落。坐了一小会，瞳孔适应了黑暗，我看见满屋子尽是密密麻麻的床。对于他的这种生活状况我什么也没说，说什么好呢？只是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告诉他当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

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再到他的陋室探视：“满屋尽是男人的汗臭味，你不要再来了。我会认认真真地服药，我会很快就好的。”

没过多久，我们相遇在一个布满矿石的高山上。那时除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还几乎天天参加体力劳动，那就是“上山背矿石”、“下地种南瓜”。那天我是去背矿石的，在陡峭的山道上我看见他气喘吁吁、满脸汗渍。

我们一道背着矿石下山，遇到路上的小石子我一脚将它踢出老远，他说：“难为你还有如此好兴致。”
我回复道：“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时不可兴致盎然？”

1960年年初，各地都在兴办业余大学。我们所在的单位当然也不例外地办了业余大学。学员是厂部各部门的干部，约莫30 来人吧。教室设在大礼堂后台，我去了之后才晓得黄铿是我们的俄语老师，而他也由原来的基建队搬到了教室的一隅。工作改变了，衣着改变了，整个人精神了许多。大礼堂离我所在的医院住院部很近，住院部在一个小山上，也就是几分钟的路程。

刚认识不久，我就知道他是在同济大学毕业前夕被打成右派的，由学校分配到四川绵阳建筑设计院，再由设计院发配到旺苍金溪钢铁厂，厂部将他安排在基建队 与农民工 同吃同住同劳动。可我在他面前从不提起这个话题。我们在一起不多的时间就谈文学、谈电影，从不涉及政治。记不清是在我们认识了多久之后他主动告诉我，他是家里的长子，下边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在大学任教，母亲似乎是在图书馆工作。反右时一周之内他和父亲都被划成了右派。记得我当时好像说了句“丈夫和长子遭遇如此，母亲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他默默无语。 父子同时被打成右派的极其罕见，我后来也没听说过还有类似的例子。

当年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贫乏到了极点，我们所能做的除了默默地忍受还有就是尽可能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他经常往我那儿送书，满足我的精神需求。

所有的书我读后都完璧归赵，但有一本《简爱》他是说明了送给我，不许还的（这本书62年我带回了贵阳，65年被战友严莉借阅之后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有时我们会到厂坝的一个小书店去蹭书看，那里的书实在不多，找不到好的，连菜谱我们也看，算是打 “ 精神牙祭” ，看着看着相视一笑：“咋个愈看愈饿喃？”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看着书上的美味佳肴不饿才怪！

有一次他告诉我离我们住地八里远一个叫“乐坝”的地方是个小乡场，书店不错。到那儿一看，果真 出乎意料 ，居然有托尔斯泰、雨果、莫泊桑、巴尔扎克、莎士比亚、泰戈尔、左拉等等的名著出售。我兴奋极了（当时只顾兴奋了，现在想想，那书店老板是哪路神仙，怎么想的，在大巴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乡场卖这种书，有市场么？，我们就在书店里搞“ 精神会餐”，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苦难，忘记了政治运动和许许多多，但有一点没有忘记，那就是在黄昏之前一定要赶回各自的单位，以免引起非议 。

（三）朦胧中的爱情火花

我们去时是走的乡村公路，黄铿说他知道一条山道，可以少走许多路，于是我们选择了这羊肠小道。那山不是很高，山顶有一个小亭子。到了那儿，黄铿停下了，他要我坐下来稍事休息，他则这边走走，那边走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找不到下山的路了。此时的他一脸的愧疚，一脸的羞涩。我赶忙安慰他： “ 没关系，先坐下来歇歇。山路么，胡乱走也下得去的。何况远处还依稀可见来时的公路。” 他听话地在我身边坐下，我们能听见彼此的呼吸，看得见对方胸脯的起伏。但是我们就是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最多就是深情地看对方一眼。当年的年轻人到而今个个都算道德楷模。

诚然，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对对方负责的责任感与对未来的恐惧感 。

1959年到60年我们的伙食是：上午稀饭、中午稀饭，桌上放了一碗盐；晚餐供应干饭，菜只有一种： 牛皮菜， 在北方叫甜菜。牛皮菜是高产作物，嫩的时候味道不错，可我们吃的牛皮菜菜苔长到两米来高。路过牛皮菜地时我们就向它们致敬：“牛皮菜爷爷你好！祝牛皮菜奶奶身体健康！”

每到开饭的时候你把饭碗递进窗口，炊事员就将一大勺只用水与盐煮熟了的牛皮菜扣在你碗里，没有一星点儿油水。粮食供应分工种，绝大多数人吃不饱，于是什么芭蕉根、蕨菜根等等都填进了我们的肠胃（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是伙食团的负责人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弄来的）。

1960年下半年情况似乎有些许好转，有一天好心的炊事员悄悄告诉我晚餐供应凉面，要我别去晚了到时打不着。我赶忙下山把这一天大喜讯通知黄铿，要他来饱口福。那时我的楼上是会计室，会计黄振林，一个文静腼腆的男青年；我的室友是一位姓曾的女医生，只比我大一岁。那天我们四个年轻人为了这餐久违的凉面还着意修饰了一番，个个穿得漂漂亮亮聚在我大约五平方米左右的小室里享受这份难得的晚餐。那份愉悦、那份快乐简直难以言说。此后但凡有一点什么好吃的我都会通知黄铿，他要有一点点好东西也绝对忘不了我。记得他妈妈曾经给他寄来过一小盒炼乳，还有一小瓶糖精片，他都给了我。

1961年夏天黄铿奉命调回了绵阳。不久之后医院要我送病人到广元，我告诉他我会从广元到绵阳去看他。广元到绵阳乘火车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他趁午休时间到火车站接我，就在进城的途中说了会话，我要他别耽误上班，当晚我会住在绵阳卫校王昌智的家中，当年和我一道上山的王昌智早在59年初就回到了绵阳卫校她丈夫身边，算是有了一个家。

晚饭后黄铿来了，我们在昌智家呆了约莫两个多小时他就离开了。次日清晨我匆匆赶回广元，再回旺苍。我没有想到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后我们一直在互通信息。黄铿的钢笔字、毛笔字都很不错，文笔也不错。他在我面前从不说任何亲昵的话，信中可以偶尔流露。有一次他在信中写道：“我又犯病了，很难受很难受，可是我的维娜呢？” （是用俄文写的）。

大约个把月后他告诉我他在二王庙 ，那是在绵阳到成都的途中，我正好又要出差去广元，于是我乘车去了二王庙。那是一个小车站，又是晚上，铁道外好像都是田野，我按他信上的告知终于找到了他所在的工地。

工棚里一位女士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但她告诉我黄铿临时有任务离开了，具体去了哪里她也不清楚。我能说什么呢？我把带给他的一件夏装留下就告辞。她客气地留我住一宿，待天明再走。我谢了她的好意，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我摸黑回到了车站，随便搭上一辆过路车，当晚就回到了广元。

我清楚，我们在患难与共中结下的感情更让我们对对方担心与负责。他是明着的右派分子，他不想给我的未来带来更多连累。

虽然我也是被发配在金溪，但不是右派身份， 我在医院工作，境遇比黄铿好得多，此时他听说有其他人追我，虽然他没见过那位。 黄铿，一位典型的上海文弱少年，充满小资情调的“臭知识分子”，忽然间还戴上了“右派”帽子，约等于忽然倒霉了的迂夫子，是万万做不出红高粱里的村野少年的举动的。 我不会忘记，胆战心惊的他 在 我 们的通信中，几乎所有亲昵些的话他都是用俄语写。 黄铿很珍惜从基建队借调到医院当俄语教师的机会，明白院领导一句话就可以送他回基建队继续背石头，所以谨小慎微。他送给我2张照片，一张是打成右派前一个月，另一张是打成右派以后拍的。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毁了，没希望了。

而我，自知自己虽然没有被打成公开的右派，但这黑崽子的身份外加内定右派，要是跟另一个右派联姻，给他带来的恐怕是雪上加霜。如果我的出身没问题，我跟他结合会给他带来点好处。

我爸曾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手下做文职。1936 年春天我妈生下我，他就去了南京，在国民党军队做无线电收发报工作，我一辈子从他那里获得的礼物是他从南京寄来的一打婴儿袜子。1949年，他没能搭上飞往台湾的飞机，而是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后来关押在贵州直到1976年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县团级军官。 我妈和我没有得到任何他当“国军军官” 带来的好处，却在1950 后背上“国民党家属”、 “ 历史反革命家属” 的沉重十字架，因为我们没有抛弃他，仍然会去探监，并按照他从狱中寄出的物品单给他送去必需品。1950年我在贵阳去参军，一是为了吃饱饭，一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政治阴影。偏偏我没有继承到我妈的安静、本分和逆来顺受，1957 年画漫画给领导提意见，被告知成了“内定右派”。 这就是我遇到黄铿时的背景，当时我的处境比黄铿好一点，但是自知家底很“黑”，不敢给本来已经 “黑了”的黄铿再抹黑了。

我知道我们双方只有暗自流泪，对在这段苦难亦美好的时光所结下的情谊与爱都保留着苦涩的记忆。 当年是默默地相爱，是压抑忧郁的爱，放出来的那点光亮也是苦难岁月中青春的闪烁。爱慕之情含蓄 到靠借书、还书时谈话，在周围无数眼睛的监视下住单身宿舍吃食堂悄悄地见几面，还没来得及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性格是否合得来就失去了对方。

差不多四年的时光就这样艰难地过去了。

1962年我调回了贵阳。这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四）黄铿，你在哪里？

此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知道他的日子会很不好过。甚至连他是否还活着我都弄不明白，王昌智就是在文革中屈死的，昌智是个很安分守己的人， 一个对政治从不关心的女人尚难逃劫难，何况右派分子黄铿？

2006年我的一位好友从四川青川退休后到了绵阳。我委托他到绵阳建筑设计院打听黄铿的下落。2007年我到了绵阳，该朋友的女儿告诉我，她找到了知道黄铿情况的人，是他单位的同事，姓李。于是我拨通了李先生的电话。

从李先生那儿我知道了黄铿还健在，在洛杉矶开了家设计师事务所。李先生说：“回到绵阳不久，他就生病了，请假回上海治病。回绵阳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将他弄去劳教。什么时候出来的已经记不清了，但很可能是给右派平反的1979年。他因为劳教反而躲过了文革的劫难。记不清是哪一年他去了香港。听说是和广州规划所的一位女士结了婚，但因为年事已高，所以没有小孩。这是几年前了解的情况，近年没有信息。”

当我得知黄铿被劳改，心里直打颤，因为只有被判刑了的犯人或者准犯人才接受劳改，黄铿竟然接受了犯人的待遇。想到他这劳改待遇倒让他在文革期间免遭像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遭受到的戴高帽游街示众、喷气式等凌辱，便为他庆幸。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朝气蓬勃的我们已进入暮年。如果黄铿尚在人间，我只想让他知道，几十年来我从来不曾忘记过在金溪度过的日日夜夜。

王维娜

2012年11月于贵阳

润涛阎注：

我对本文的贡献极小。王维娜老人和她女儿电邮提出帮忙找一位叫黄铿的老人，就是我在其它新博文后面发一个广告。我写了一篇专文发给她女儿，她发现这需要仔细询问故事发生的详情才能修改我的文章，便得到了王维娜老人亲自书写出来的内容。其中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我就询问她在香港的女儿，她再与国内的老妈联系。这样，通过反复问答，得到了本文。我只是把内容修改编辑一下而已，文字内容基本上都是王维娜老人提供，她女儿也提供了一部分。把她们的文字发在我的博客里，只是借助我的博客读者帮助她们母女找到黄铿老先生。如果住在洛杉矶的网友恰好认识黄铿老先生的话，能将此文转告给他，或者靠当地的电话簿帮忙找到他的联系地址，本人和王维娜母女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