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驴文化”与民主 –答草虾先生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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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虾先生问：

“初中时候，经常有农民的驴车停在我们中学门口，我们放学的时候经过，有农村出身的同学就表演给我们看，喊著‘驴，伸！驴，伸！驴，伸！’驴果然就一节一节伸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拿石子砸那伸出来的尾巴，它又负痛长鸣却又不肯缩回去，非要车夫一鞭子挥上去，就一节一节的缩回去了。为什么？”

润涛阎答：

这是个“文化”问题。而且牵涉到“专制”与“民主”。

1。不是“党文化”，也不是“太监文化”，而是“公驴文化”

草虾先生对事务的观察可以说是细致入微。与我的老乡浩然有的一比。浩然在农村时每当看到生产队的公猪配种时就仔细观看。

回答草虾的问题，就必然涉及到“专制”、“民主”、“党文化”的问题。

驴是由野生动物由人驯化而成为家畜的。这个驯化过程，恰如统治者对人民的驯化、奴化过程。经过几千乃至几万年的驯化，家畜如公驴并不敢见了母驴就发情。那将会把车子搞翻，挨鞭子是毫无疑问的。久而久之，经过人工筛选，就有了遗传上的新品种：家畜公驴。

为了回答草虾的问题，我不得不把生物学教科书上的生物常识简单的讲几句(绝非搞黄，正式教材都有。只因此坛可能有不少没学过生物课的，如老马连眼皮的名称都不知道)。

因为公驴的器官是由阴茎骨组成的，所以草虾看到的是“一节一节的出”。那么在自然界的野驴，只要见了母驴就会产生性亢奋，性激素使然，这本是天性。但驯化了的公驴就不同了，必须要听到主子(人)的信号才敢性亢奋。而且一旦听到信号立刻进入性亢奋状态，哪怕没有看到母驴。

在古书上看到“驴下脐”的文字，那就是让公驴性亢奋的信号。“下脐”这信号至今还有不少地方沿用。有的地方已经与时俱进了，简单为“驴，伸！”(在长江流域) 还有的地方喊：“驴，哈！”(在黄河流域)，也有没与时俱进但改了叫法的地方：“驴，下锤子！”(在四川)。在内蒙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三赴内蒙但忘了问了。

所以，这信号怎么个叫法，就看是什么地方了。“驴下脐”是古书上谈到的，应相当于普通话。其它就是“方言”了. 那么公驴听到“驴下脐”、“驴伸”、“驴哈”等信号的时候就伸出那东东，就如同文革中七亿人听到“毛主席，万岁！”高喊口号时人人“举手”是同一种本能行为。所不同的只是把“下脐！”换成“万岁！”统治者给出“拥护”的信号，人民就立刻举手。也就是说与公驴属于用同类的方式对同类的信号做出同类的反应。都是服从主子的要求。主子一发出信号，驯化好了的不管是家畜驴还是家畜人就得本能的、毫无疑问的、甚至是天然的进入亢奋状态。

胡鲁们曾把这种文化称为“太监文化”，因为明明是有头脑的人却不能思想，相当于思维被阉割。文革后有不少学者把此称为“党文化”。对这两种称呼我长期以来都觉得不太贴切，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因为事实上，在被专制统治者驯化、奴役了的人民，并非没有思想。甚至说思想深度远超过统治者都不过分。比如，当听到皇帝下诏：“袁崇焕是卖国贼”这一“信号”后，人民就把袁活剥皮，然后生着一口口吃掉！这种处罚之残忍皇帝肯定想不到。所以，人民的思想并未被阉割。只是必须听到统治者的信号才能思维，而且一旦思维起来还能够发扬光大。

再举个近的例子：领袖一暗示打倒刘少奇，七亿人民七亿兵，人人声讨刘少奇。刚喊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立刻骂他林贼，人民照喊不误。人民找到的他俩的罪状要比毛主席本人想得奇！哪能说没思维？毛主席一句大跃进好，人民就能超常的发挥思维能力，能想出把十亩地的稻谷割下来捆好排在一亩地里，小孩子坐上去照相发表在上。这思维能力肯定连毛泽东都想不到！

说成“党文化”就更离谱了，简直就是对历史的无知到了白痴的地步。“党”这个字在古文中是贬义。只有到了孙中山时代才不要脸的称为党。也就是说，这种专制“公驴性亢奋”文化远远在有党做领导之前就形成了。

那么，人民的这“公驴性亢奋”文化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我判断，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的形成应是一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开始就是人驯化驴的开始期，或者说应是同步进行的。它属于同一思路。统治者们驯化人，被驯化之中的人就用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方式驯化驴。等级制度也就开始了。 因为驴比马小,容易捕捉擒拿，被驯化的第一批家畜很可能就是驴。所以，把这”主子发信号家奴便亢奋”的文化称为“公驴文化”最为恰当。因为属於同一模式。

2。野驴习性与民主

如果把已经驯化了的公驴放到天然的野地山林中，它们根本就没有了见了野兽就逃跑的敏锐。更不会有“占领一草地”的本能想法。第一个感觉就是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回到主子那里的路。直到饿死渴死为止。如果碰上了一环境，就是说有猎户看管没有虎狼的境况下，这些公驴们也没有与野驴争天下的可能。它们是不敢接近天然野母驴的。因为听不到主子喊“下脐”的信号，跟这些公驴一起跑来驯化好了的母驴们也被野公驴们占有了。这是有大量外嫁女的原因。

被“公驴文化”教育出来的男人们跑到已回归到天然野驴文化的山林国度，感到的是茫然若失，没几个敢找外族女人结婚的。自己带去的老婆也可能被“野公驴们”抢走了。这些跑出来的公驴们一定设法与原来的主子联系上。只是方法上不同。爱国派昂首阔步的入关进高级”驴棚”；民 运们有的盼招安，有的偷渡进那永远都听不到“下脐”信号的驴牢(如王秉章等)。

那么反过来，如果把天然的野驴逮住，套车拉磨，那野驴感到的是恐惧与怒火中烧。这才是外国人要关心中国人人权的道理。

那么，什么是中国民主的瓶颈？不是钱，不是制度，也不是回驴牢的公驴太少(再回去10000个王炳章也没用)， 而是根深蒂固的“公驴文化”。去掉这“公驴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引进”天然野驴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即使来到美国的中国民 运们，其“公驴文化”的消除也未必比国内的小青年们多走了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