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仁者的人工选择与智者的自然选择

为帮助没读过润涛阎旧作的读者了解为何人工选择属于仁者而自然选择属于智者,就针对新冠病毒的话题做一简单介绍。

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黄种人采取的遏制病毒的策略就是:快速检测、主动追踪、严厉隔离,本质上就是走在病毒扩散的前边,用人工的办法战胜大自然。由于新冠病毒的最大特征就是:搞死老、弱、病、残,而让身体健康的、免疫系统在绞杀干净病毒的过程中不让人体受到伤害的个体好好活着。

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到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者杰斐逊的人人生而平等观念,秉持的就是“仁者”的人工选择,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就是自然选择。现代文明社会,从仁者的人工选择发展到极致就是“政治正确”,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不能歧视残疾人、长得丑的人、老人、天生智障等,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有貌相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智商歧视以及贫穷歧视。

然而,仁者是左派知识分子们的诉求,而右派则不认可这种反天然的理念。说起来社会总是如此吊诡:左派知识分子本应该站在智者的立场而反对仁者的短视,可事实上认可自然选择的由上帝说了算的则恰恰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右派半文盲。

在近代史上,通过了自然选择的西班牙瘟疫,淘汰掉了大量的老人、身体弱的部分中年人和大量的身体天然不健康的幼儿,加上另一病毒—天花的自然选择,人口虽然大量减少了,可整个民族的强壮程度得到了极大加强,导致欧洲人到了美洲,把天花病毒带入后几乎灭绝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死的最多的不是被白人杀死,而是被病毒几乎灭绝。

本来欧洲白人到了美洲发现印第安人时误以为到了印度,可华工大批量进入北美当苦力后,白人普遍看到了土著印第安人其实就是黄种人,跟华工一模一样。“东亚病夫”有其印第安人是病夫的说法在前,当白人发现两家是一回事后,对东亚病夫黄种人的看法便深入骨髓。当新冠病毒在中国肆虐时,欧美人都清楚新冠病毒就是萨斯一类蝙蝠冠状病毒,自然认为那是矮小、懦弱的黄种人害怕的病毒,到了西方人身上,就是流感而已。你去读润涛阎旧作便知,当年川普在面对华人川粉们租飞机给他拉广告时的表情:彻头彻尾地看不起的眼神。这也有身高的因素,川普对身边要求跟他合影的华人川粉们,只能是俯视,因为川普身材高大魁梧,身边的华人单薄矮小。要知道,高大魁梧的男人天然就有身高自豪感。这与哪个民族无关。尽管金三胖体重大,可他毕竟身高无法跟川普相提并论,川普最早骂金三胖的用语就是“小火箭人”,里边加上火箭二字是区别于其他人,他用的英文是“little rocket man”,西方人都明白其着重点在 little上。

也就是说,在川普等人眼里,哪怕新冠病毒在亚洲肆虐,那也是“矮小的亚洲人”害怕的病毒,到了西方,也就是流感而已。所以,川普一直不赞同对新冠病毒做严防死守的准备,本质上是瞧不起黄种人的矮小懦弱,就好比打狗看主家一样,瞧不起矮小的人也就瞧不起矮小的人害怕的病毒。直到意大利死亡率超过6%,比武汉市的5%还高,川普才慌张了起来。其实绝不只是川普,整个西方人基本上都不在乎,都认为那是矮小的亚洲人才害怕的病毒。他们还继续上游轮就是明证。这是为何润涛阎在旧作里的评论里回答网友的疑问:“川普下次竞选还会当选吗?”的问题时答复道:“润涛阎不是靠推背图之类的做预测,而是根据科学原理推理的。所以,下次竞选谁当选现在我不知道。但如果明天举行大选,不论民主党谁是候选人,当选的必然是川普,而且100%准确。”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绝大多数人对新冠病毒的看法一直与川普一致来着,美国政府没做准备,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让他们当总统也一样的。新冠病毒对白种人跟黄种人一样,是出乎他们想象的,是跟历史不相符的。

(二)欧美政客们的决定与海外华人的选择

整个西方,不仅仅是美国,基本上是右派掌权。川普能拉宗教极端狂热分子盆斯当搭档照样当选,就表明他当时清楚美国在往右转的力量巨大,这是润涛阎当时就预测到川普能当上总统的依据之一。当然最关键的是有了自媒体,否则,一个大忽悠是无法通得过主流媒体把关的。主流媒体还是有筛选遏制住大忽悠出来忽悠粉丝的功能。自媒体的横空出世就打破了此功能,这令杰斐逊的三权分立民主制度需要经受挑战。

整个欧美人信奉自然选择的力量是主流,与天然进化论唱反调的政治正确—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是骨子里无法认可,只是教养与法律的约束不得不为之。这不歧视弱者不歧视穷人不歧视残疾人不歧视长得丑的人不歧视老人—政治正确,是被遵守自然选择思维的人骂成左派装婊子的根本原因。其实从美国建国一开始,此类决战就开始了,杰斐逊经历的整个过程就是被羞辱的过程,刚好有富兰克林等人的支持,杰斐逊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才变成了法律与规则。然而,绝大多数人骨子里极难认可人人生而平等,毕竟人类是从“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步步进化而来:靠淘汰掉不良基因组合,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才活了下来。

没有了政治正确的约束,西方人包括英国首相,就敢赤裸裸地喊出自然选择,虽然说法是“群体免疫”本质上就是淘汰掉老、弱、病、残,让病毒的天然力量解决掉养老金缺乏、医疗保险大窟窿等社会难题。很多年轻人对让他们买医疗保险给老人花掉而愤愤不平,导致奥巴马医改年轻人不买医疗保险就罚款政策的出台。可想而知,年轻人是认可自然选择的。这也是现在很多名人敢公开出来讲“停止隔离,继续上班,让病毒感染人类群体,死掉的就去见上帝,反正人不可能永远活下去,该死就死掉”的原因,理由是:社会便可轻装上阵了。

在右派眼里,通过自然选择,老、弱、病、残会死掉一大批,活下来的还有优生优育的好处:新冠病毒可以对一部分年轻男人的睾丸有伤害作用,这样,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组合传给后代,而是通过自然选择,把一些基因组合淘汰掉,没有后代。如果结婚了,妻子想要孩子无法怀孕,又不想离婚,那就找健康的基因组合携带者—隔壁老王,也不需要搞亲子鉴定了,丈夫没能力让妻子怀孕,就只能点头了,反正换个老婆还是一样。

上面的这些浅显道理,西方人都清清楚楚。对英国首相公开讲出来反感的,都是左派知识分子—仁者。这令其他领导人表面上走仁者之路—人工选择,而实际上走的是智者之路—自然选择。所谓智者,就是从长远考虑民族的长处。对很多政客来说,不是考虑长远利益,而是走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黄种人的快速测试、积极追踪、严厉隔离的扼杀新冠病毒的措施之路。而且,自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的西方人极难办得到,弄不好就会发生枪战。“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很多人坚信不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对那些弱者没必要保护。他们从来都在骨子里不认可政治正确。平时无所谓,可到了让他们不挣钱而困在家里一两个月,他们会拿枪反抗。

所以,住在纽约的富豪们纷纷跑到在外地买的别墅,就是躲避大城市的病毒传染与枪械格斗乱局。作为华人,尤其是不买枪的、怕病毒感染的,如果不得不在纽约生活下去,当预感到纽约表面上是在控制疫情,实际上是在走自然选择之路,那最后可能80%的人口会感染上病毒,那就需要思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圣言。富豪们纷纷跑到别墅,那里的人们骂他们是蟑螂,也只是出口恶气而已,骂人的也是自私,害怕富豪们把纽约的病毒带到他们那里。当然,在纽约有工作舍不得走,那是另一码事。看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了。

(三)病菌、病毒的命名与政客们的思维

一个新的致病细菌或病毒被科学家发现,如果是被单个科学家发现的,那以此科学家命名此细菌或病毒是对此人的尊重并有纪念意义。阿兹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就是医生 Alzheimer的名字。以人名命名的疾病多得是。码尔他熱 Malta fever、伊波拉病毒 Ebola virus, 拉沙病毒Lassa arenavirus 等无数病毒则是以地名命名的。伊波拉是非洲的一条河(尼日利亚),其名声远比不上黄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恒河、多瑙河、湄公河、亚马逊河、长江等名河,最多跟海河、淮河一类只有本国人或各国地质学家知道,然而今天,伊波拉河的知名度可以跟上述世界名河相提并论了,甚至知道伊波拉河的人要比知道密西西比河、黄河的人还多。

“武汉肺炎”到底是中国CDC最早提出来的还是中国政府最早提出来的?我没研究,只知道人民日报登载了“武汉肺炎”,而且在去年年底对此报道很多,甚至还公开避谣8名造谣者说那是萨斯。请看下面的人民日报报道: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是中国官方最高媒体的代表,公开以“武汉肺炎”的名字描述新发现的肺炎疾病,这也符合国际新疾病命名惯例。倒不是说武汉政府或中国政府想把武汉的国际知名度借此提高,让全世界人人知道,类似伊波拉一条不出名的河一下子就名震全球,而是简单明了。以区别武汉新病毒跟广州发生的萨斯。武汉肺炎的说法毫无政治含义。

后来,中国政府决定通过国际CDC把武汉肺炎改名,把武汉病毒也同时改名为COVID-19.

一个已经叫响了的名字,改名后,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被接受。因为习惯原因。比如,Peking University,北大,早就在7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没查)改名为Beijing University,然而,国际上都以为Peking University跟Beijing University不是同一所大学,万般无奈,中国政府后来又改回去了,至今还是用Peking University

同理,武汉肺炎,武汉病毒,被中国政府的最高媒体广泛宣传后,在海外的英文里也是用 wuhan 表明。海外华人也就跟着用武汉肺炎、武汉病毒的称呼。后来中国政府对此自己定的原名继续被海外应用而恼怒。这有政治的原因,但民间并非如此。搞病毒、生物学、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很难突然间改变疾病与病毒的名字,是担心说的不是同一疾病或病毒。也有习惯的因素在里边。就好比Peking University 和Beijing airport,用的不是同样的拼音,其实是同一个北京市。可改过来还是非常困难的。

我相信,Covid-19被广泛接受代替了wuhan coronavirus后,尤其是媒体的报道,会让武汉这个地名在新冠病毒的称呼上消失。这有一个过程,人们逐渐会改过来。从科学家角度,这改过来与政治毫无关系。至于政治家们的言论与争吵,那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家们是从中国官方的命名上得到的疾病与病毒名称,就是代号而已。

(四)美国欧洲新冠疫情控制的发展前景

从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看,政客们还在“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之间摇摆。但总体上认可自然选择,只是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声–群体免疫。等于把疫情发展的峰值后移成平台状,最终通过此病毒达到把老、弱、病、残人口减少一大部分,令社会轻装上阵,减小老龄化社会对年轻人的压力。

然而,我们必须算一下大致的时间。按照欧洲最早爆发的意大利很快进入平均每天死亡1000人的规模计算(今天的数据接近1000),假设实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感染群体比例是人口的80%,那意大利有6000多万人口,大约5000万人口需要感染,以现在感染后的死亡率10%算,就是500万人。死亡500万人,平均每天1000人死于新冠,一年是36万人,也得需要13年(口算)。就算10年好了,经过10年的媒体天天狂轰滥炸,恐怕任何政府都会焦头烂额。在美国,10年就是两位总统在任,天天处在新冠话题中,等于人人自危10年。

如果放开不管,当然不需要10年,可一时间到处都是救护车拉病人去医院抢救的场面,这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承受的。极可能会爆发战争,以战争运送尸体与伤员的形式代替救护车运送垂危患者的方式。所以,我还是认为自然选择的路走不下去,如果政府选择这一条路,那也走不到头就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混战,以此掩盖政府无法控制疫情的本质。当然,这有先决条件:几个大国的首脑通过了感染活了下来得到了免疫,就有了执行自然选择的资本与心理自信了。川普、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普京等人是否能在此病毒感染后活下来,事关政策的走向。还有各国的国会议员们也是重要因素,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们。

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家系好安全带。作为平民,我们没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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