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带我去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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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回《偷吃白薯干》）

白薯干没有了，野菜太难吃，我便开始想到哪里找好吃的。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历史上最能忽悠的该是孟子了，他老人家说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啦不啦不啦”可我打从记事开始就面临被饿死的威胁，时时刻刻想着如何搞点吃的而不被饿死，难道这不算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我一辈子改不过来的便是吃饭狼吞虎咽的毛病，那是儿童时代饥饿留下的习性。然后便是割草放羊打猪菜、种菜浇菜卖菜倒小买卖，腰都累成后遗症了，这难道还不算劳其筋骨？可到今天人都老了，“天降大任于斯人”中的斯人就不包括我！根本没我什么事，孟子太忽悠人了。比孟子说的条件还糟糕的是：我得了一场大病，而且很快就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了。

爷爷找到老中医，爷爷把我背到他家，老中医看了看皮包骨头发高烧的我，号脉观看舌头，然后摇头告诉爷爷说，太晚了，吃副药试试，死马当活马医。爷爷听后并没有认同这个结论，因为他知道医生总是把病说的死到临头才显出他妙手回春的绝技。可熬了汤药给我灌了，高烧还是不下去，爷爷害怕了。老孟说天要降大任给孙子呢，老天爷啊，您就别降大任于他了，救救他的命就行了。

我一个堂哥是医生里的半把刀，爷爷很疼爱他的，虽然不是他的亲孙子但跟亲的也差不多。大队党支部书记答应他去县医院里学习然后当村里的赤脚医生，可他刚学了一年就半途而废了，原计划老师是要让他学三年的。这个老师招了两个徒弟，一个是他，另一个是个女孩。堂哥跟这位医学院毕业的西医是亲戚，否则这等差事是轮不到他的。刚学了一年，老师就被逮捕了，原因是那位女学生从对老师崇拜到仰慕到爱慕，结果怀孕了。那时候都很保守，女孩父母发现了，觉得无脸见人，就暴打女儿，女儿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案子发生后，医生立刻被逮捕。考虑到女孩的遗嘱里说的不是强奸，是自己的错，法院没有判他死刑，但涉及到了人命官司，给了个无期徒刑。这样，我那堂哥就回家种地去了。县医院唯一的一个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坐监狱去了，大家都非常惋惜。后来我问堂哥他为何大学毕业要回家乡，他告诉我说他老师分配时是留在北京的，可他想救老乡亲，自愿回到家乡的。爱家乡的关过了，美人关没过。女孩怀孕的时候他已经结婚有老婆了。其实就差半年，他要是晚结婚半年，他就娶他那个学生了。

我妈把我堂哥叫到我面前，反正是乱投医，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呢。妈妈告诉他我在拉痢疾，堂哥量了量体温，听诊器听了听心脏和肺，说死不了，但要按照他的办法治疗。他去县医院买回来了针剂，给我打针，说抗生素能治好痢疾。我爷爷在旁边听着就跟听天书一样，觉得学一年的医生咋能让病人起死回生？但他也无法不让他试试。这样，我就很快活过来了。爷爷没搞懂到底是老中医的药刚起作用，还是这个毛头小子的打针起了作用。洋玩意也是不可不信的，那洋火一划就着，不是火镰能比的。这件事让爷爷高看了我堂哥，到处讲他是神医。我堂哥很快当上了赤脚医生。

我活过来了，但还是不喜欢吃野菜，太苦。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对“饿其体肤”不主动，没能感动老天爷，“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美差就没给我。

我得大病的消息让我姥姥知道了，可吓坏了她老人家。她最疼爱的不是她身边的亲孙子，而是我。这个谜团除了我自己外没人能解开，因为大家都搞不懂，她有三个女儿，每个女儿都有好几个儿子，可她唯独疼爱我。那种疼爱，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听说我病了，她风风火火走到我家，那天我已经不怎么高烧了，她一看放心了。但第二天下午她又到我家，把一张烙饼悄悄给了我。我看着烙饼发呆，不知道这年头连窝头都吃不上，她哪里搞来的烙饼，要是跟白薯干一样在粮囤里，我可以钻进去偷吃的。姥姥一听笑了，说孩子你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烙饼怎么可能在粮囤里呢？

姥姥回家了，我吃着烙饼，开始问姐姐从哪里可以得到烙饼。我此时不是好奇，而是想继续吃烙饼，搞到烙饼的门路在哪里。她馋得一直在流口水，我把烙饼的一角分给她，她没接，把唾液咽下后告诉我她和妈妈猜测是姥姥讨饭讨来的。我第一次听说讨饭这个词，搞不懂是啥意思。姐姐不告诉我，还神秘兮兮的。

过了两天，姥姥又到我家，我问她讨饭是什么意思，她悄悄地告诉我说：“姥姥想带你去讨饭，因为我自己很难讨到，你跟我去就很容易讨到，可这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一听说能讨到饭吃，不再吃苦菜，就立刻站了起来要跟她走。姥姥说，那得明天了。到县城去讨饭，不到三里路，但一个小脚老太太带一个小孩子，来回也要很长时间的。按照她的嘱咐，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妈妈我去姥姥家玩。离姥姥家一里路，我很熟，也常常在姥姥家过夜，妈妈从不阻拦我去姥姥家，因为她知道姥姥莫名其妙地喜欢我。然后我到她们村北边跟她在那里碰头，因为她不让她孙子们看到她带我去县城。

当我看到姥姥早就到那里等我了，我才跑过去。然后跟着她一步一步走向县城。姥姥身体棒，但她毕竟是小脚，加上吃苦菜没有能量，她走得比我还吃力。在那毛主席形容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代，即使活下来的人也没力气去赶集，反正没有卖粮食的，所以路上碰不上熟人。对此，姥姥很是得意。而我，不知道讨饭是丢人的事，觉得能搞到吃的就行，甚至是有心计的差事，能搞到吃的就是有本事。

本来是秋收的季节，可是由于深翻土地造成了禾苗不长，遍地看不到庄稼，到处都是野草野菜，虽然庄稼比野菜野草产量高，但生命力差太多了。姥姥一路上跟我唠叨这么风调雨顺的年头要是不瞎胡闹搞什么深翻土地，粮食根本就吃不了的。现在倒好，颗粒无收。

唠叨是没用的，但唠叨可以泄愤，走起路来也不那么乏味了。

进了县城，我问姥姥那天是在哪里搞到的烙饼，我们就去哪里。她说那天是在中学老师那里要来的，今天不能去那里了，要到县委大院，那里是当官的，不缺吃的。吃中学老师的饭，口里夺食，等于让人家挨饿，不好。

走过了县中学，姥姥开始打听县委大院在哪里。然后我们就去了县委大院。人家有看门的，不让进去。姥姥脸色一下子变了，非常失望的样子。我在她身边仔仔细细看着进出的人。一位叔叔从北面往大院里走，他上衣兜里挂着一只金色发光的钢笔，格外耀眼，比我爸的钢笔亮多了。我看着他的钢笔发愣，从钢笔帽上反射出来的刺眼的光芒随着他的移动而在我眼前刺溜刺溜地晃动，我感到很刺眼，也很好奇那钢笔怎么这么高级。 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唯一不同的是他那格外耀眼的钢笔在他的上衣兜上栩栩生辉。

姥姥接近了那位叔叔，说：“看在孩子的面子上给一口吃的吧，我们一老一少来县城不容易。这孙子刚得了大病差点死了，好可怜。”

那位叔叔本来想走过去的，他碰到这种事太多了也就麻木了，可看到我呆呆地看着他的钢笔便多瞅了我一眼。他定睛一看，立刻站住了。然后他仔细看了我姥姥一眼，说：“这个孩子长得太像他爸了，像得一塌糊涂，他不是你孙子，应该是你外孙才对。我知道他爸自幼无母。来来来，进来。”说着，他就带领我们进了大院。

大院也是平房，那种老蓝砖造的旧房子，屋里没什么摆设。他跟我姥姥说了几句就拿起一个桌子上的铁东西开始摇，然后就自言自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东西是电话，可以跟别人不见面就能通话的。他跟我姥姥说：“老人家，我作为咱们县的领导，看到到处都是挨饿的人们，在大街上我都没脸告诉你我是谁。”姥姥立刻明白了，说：“原来你就是姜汉民。唉，不该到这里打搅你了，你太忙了。”我明白了他跟我爸的关系非同寻常，但详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烙饼。我耐心地等待着他拿出烙饼来让我吃。我从那时候就承认我是个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吃的饭桶。

不大的功夫，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进来了，见了叔叔毕恭毕敬地说：“我按照您的吩咐就装了一兜子，要是不够，我立刻回去拿。”

说完，他把一兜子黄色的看上去是吃的东西放在叔叔面前。我看着那冒着热气的食物，眼睛立刻冒出来绿色的光，那是恶狼在晚上发出的光，象征着贪婪、象征着渴望。叔叔立刻让我吃，那个人走后他和姥姥继续谈话。说的什么我不知道了，估计都是我爸的事，我就知道吃，好吃啊，太他妈的好吃了！吃的我一点劲都没有了下巴发酸了才罢休。

有人不时地进来探头，姥姥便说不打搅了，回去了。叔叔就把那些吃的全部放入姥姥的篮子里，满满一大篮子，把那块新的搌布盖在了上面。姥姥感动地流泪，叔叔又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

我此时吃饱了，不看吃的了，就把眼光再次聚焦到叔叔的钢笔上，他不知道我干嘛盯着他的钢笔，便问我是否将来也读书。我特羡慕姐姐读书，就点头，但姐姐只有铅笔没有钢笔。叔叔把钢笔拿下来交给我说：“鼓励你读书，将来必是一个栋梁材。”姥姥立刻给我使眼色，我知道不能要人家的东西，便说不要。叔叔说：“那也好，有志气更好，不勉强你。”他还说等我上了中学就把这钢笔给我，将来上了大学就忘不了叔叔了。

走在县城的大街上，皮包骨头的我，此时肚子特别大。我为我有了个大肚子而自豪，那说明我找到吃的了，不饿了。姥姥吃力地走着，直到出了县城才坐下来吃东西。我问姥姥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姥姥说：“傻孩子，你怎么光顾了吃了？县委书记不是告诉我们这是国家拨给的救济粮，因为太少，没法分给社员，他就想了个办法：把棒子面像白面一样发酵，做成丝糕，这样看上去块儿大。”

姥姥吃饱了，开始教导我。第一，我不能告诉家里人跟她讨饭了。第二，不能让我爸爸知道我们见了姜汉民。第三，要告诉爷爷，明天开始去县城买丝糕。

买丝糕要钱啊，我就问姥姥我家有钱吗。姥姥说：“只要告诉爷爷说县城里卖丝糕，他就有办法搞到钱的。”然后姥姥告诉我每个人每天只能买五块丝糕，每块一毛钱。

到了我们该分手的时候了，姥姥让我捧着两块丝糕回家，我试了半天，只能捧一块还保不住摔掉。姥姥唉声叹气，意思是说我没用，我就徒手回家了。姥姥也没力气走到我家了，反正明天我们都能吃上丝糕了，她也就回去了。我高兴地活蹦乱跳回了家，一生中第一次讨饭竟然如此顺利，讨饭变成了探亲访友，而且是爸爸的同学加好友，讨饭的成了做客的客人，吃饱了，吃不了的还能兜着走。后来得知毛主席上中学的时候也跟萧瑜去讨饭，讨饭原来这么有趣。可他讨饭讨出了个主席，大跃进瞎胡闹，把我们农民可害苦了。而我讨饭啥主席都没讨到，当了一辈子百姓，倒是有一样好处：害不了人。

到了家，立刻找爷爷告诉他这天大的喜事。

看到爷爷在院子东边一边烧水一边抽烟发愁，一股脑把姥姥告诉我的话全部讲了出来。讲完后我再看他，竟然无动于衷，发现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讲啥。后来他跟我说这次大饥荒是他一生中最难过的时光，比日本鬼子占领时期还痛苦。所以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在思考。

“爷爷，我们以后不挨饿了，丝糕特好吃！”

爷爷终于看了我一眼，回头问我：“什么，什么？哪里有丝糕？”我立刻又把卖丝糕的事说了一遍。爷爷听后说那不可能，城里人可以买，农民不能买，因为城里人有购粮证。我说，姥姥说的，就要钱，她说你有办法搞到钱的。一毛钱一块丝糕，每人只能买五块。爷爷听后眼睛睁大了一倍，突然间站立起来，问我：“你姥姥说卖几天？”我告诉他一个月，天天卖，但要早去排队。

爷爷立刻把火熄灭，把烟袋里的烟磕出来，起身就走。我立刻跟他走，他说不行，太远。我说我吃饱了，有劲呢。爷爷问我吃的啥，我说：“丝糕啊。姥姥买的。”这是姥姥告诉我的要这么告诉爷爷。

爷爷听到姥姥能买到，那就真的是不要粮票购粮证啥的了，就高兴地有了笑容。这个笑容我第一次看到，他每天都在为不能解决孩子的吃饭问题而恼怒，看到他的笑容，有连阴天屋子漏时看到了晴天的阳光一样的感觉。

到了邻村的一位生产队长家里，那位老伯很吃惊地问我爷爷来由。我爷爷说：“你不是总想着我那棵大槐树吗？我今天就卖给你！过了这村没这店。”

老伯愣了很久。然后他说：“现在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你卖树有何用处？”爷爷说，人都快饿死了，留着那树没用了，就想卖掉买东西，就是买棺材啥的，也比留着强。老伯说：“不是我吝啬，也不是你找我我就压价，我们生产队原来是有点钱的，可现在是一无所有了。不过呢，也算是凑巧，队里的一头驴生病了，现在是这样的，杀牲口是非法的，一旦发现杀牲口吃肉判处死刑。

可这头驴快死了，死后不可能不吃肉，那要是有人告发我，说我是弄死了驴，然后给社员分驴肉吃，我不被枪毙也得判刑。我思前想后，还是把病驴给卖了，只卖了38 块钱。原来打算是要填制一挂马车的，造车辕子那就得槐树，百年不坏。可现在哪里还有心思搞这个？”

爷爷说：“这个灾荒年可能要几年才能过去，但过去后你再想要买槐树做车辕子，那就晚了，你今天不买，我就找别人去。”

老伯说：“我只能拿出38 块钱，这点钱你干嘛？你要是干，我现在就买。”

爷爷说：“前年有人问我多少钱卖，你也问过我，我说多少钱都不卖的。这棵大槐树到底有多少年了，我是不知道的。有人算过，要三百年，有人说只有一百年。但我知道，这么高大笔直的大槐树，要经历至少几十年的护理的。槐树很容易长虫子，俗话说，千年松万年柏，比不上槐树一赖呆。说的是槐树很容易赖呆，就是里边被虫子吃空了，外面的树皮还活着，就能活上千年。但我的槐树里边没有虫子，高大挺拔，那是早期要用竹竿子支住它，让它往高处长，所有的分岔都要钏掉，每年都要在树皮上抹上桐油，防止虫子钻进去。 ”
“你是说38 块钱你卖？”老伯急切地问。

“你要是今天买，我就卖给你。不是赶上这年头，祖传的大槐树别说38 块钱，就是380 块银元我也不会卖的！”

老伯立刻带我们去找会计，把38 块钱给了我爷爷，三人立下了字据，那是个账本，各自按了手印。老伯说，他们现在不刨树，要等大饥荒过后再去刨树。爷爷说没问题，树是你的了，啥时刨走都行。

这样，我跟姐姐第二天就去县城买丝糕。好几个窗口，排队的人很多。我的脚被踩得很痛，我大哭了起来。从此，姐姐就不带我去买丝糕了。天天能吃上丝糕，我们家人很高兴，尤其是那棵大槐树依然在院子东边巍然屹立。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很爽。
仅仅过了三个星期，没有丝糕卖了。突然间又要吃野菜，我们又感到甘尽苦来，我和姐姐也又进入了冥思苦想如何找到吃的的岁月。
谢谢老天爷帮忙，或者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又进入了新的躲避饥饿的阶段。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